他对汪原放说:“仲翁脾气真不好,暴躁、性急。君曼总是哭、号。其实,陈仲翁是黄牛火性,发起来火来,不可收拾,过一下,又好了,没事了。君曼也很强,不肯让。昨夜回来实在太迟,没睡好,今天非睡午觉不可,头昏脑闷的,不能做事啊!”仲翁夫妇吵架,老是在吵 ...

 汪原放( 1897 - 1980 )

亚东图书馆的门市部，当时新从五马路的两开间搬到四马路的单间门面，我是在那间新店面的阁楼上第一次会见了汪先生的。一见面，他给了我一个特别的印象：异常清癯，根本不生胡须，面带病容，然而语音高亢，笑声爽朗，显出了他精神和身体上的健康；衣服十分朴素，然而整洁非常，阁楼极小，仅仅容得一张写字台和两把椅子。写字台周围又堆满了书刊，但是被他处理得十分整齐干净，让人一眼就看出来，没有一件东西是随便乱放了的；桌子给揩抹得纤尘不染，上面有一个算盘，一只烟灰碟，一支削得尖尖的铅笔，被安置在它们应放的地方……

——读《回忆亚东图书馆》

书局当然必须赢利，但赚钱并非书局的唯一任务。芜湖科学图书社不挂“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而挂陈独秀书写的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俨然把传播新文化作为书局的首要任务。实际上谈论20世纪中国文化的进程，也不能不涉及书局所起的作用。商务、中华等大书局自然引人瞩目，奇怪的是，一家很小很穷的独资经营书局——上海亚东图书馆，也颇为研究者注意。

我最早注意亚东图书馆是因其20年代出版的《胡适文存》《吴虞文录》和《独秀文存》，后又对其新式标点分段的中国古典小说感兴趣。只是在读完汪原放著《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后，才对亚东的历史以及与新文化的关系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与其出版一些烂污书，宁可集资开设妓院好些”。既然不要开妓院，那就得尽量出好书。汪孟邹称亚东图书馆（其前身即芜湖科学图书社）为“维新和革命的产物”，这从其出版或印行《安徽俗话报》《甲寅杂志》《新潮》《少年中国》《建设》等杂志可以看出。一家五十年中使用职工不过五十来人的小书局，居然跟中国现代文化史、政治史上几种相当重要的报刊“捆绑”在一起，实在难得。陈独秀办《新青年》杂志，原也是与亚东图书馆商量，只是由于资本所限，才转介绍给群益书社。

好的书局主人，并不要求文化素养很深，但要求有繁荣文化事业的热情；当然，还得懂经营。可有热情还不够，还得有眼光有见识，懂得抓选题，鉴别书稿。亚东的诀窍在于善和学者“联营”。可以说，没有陈独秀、章士钊、胡适等人的鼎力相助，亚东不可能在当年众多的书局中脱颖而出。学者保证了书局出书的水准，书局也为学者的出书提供了便利，应该说双方都有好处。凡是陈独秀、胡适介绍来的书稿都收，当然有赚的也有赔的，但书局的信誉却因此建立起来了。三四十年代作家、书局闹版税纠纷的多得很，难得长期合作者。而陈独秀、章士钊、胡适与亚东的关系却始终很好，在书局最困难的时候，章、胡都曾尽力援助，而陈独秀狱中书信也常谈及亚东出版事宜。除了私人友情和利害关系外，亚东出书态度的认真严肃，也博得这些学者们的尊重和敬意。胡适《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中提到，亚东原出过用道光壬辰刻本标点的《红楼梦》，就因为胡适藏有乾隆壬子的程伟元第二次排本，决计重新标点、排版，“这件事在营业上是一件大牺牲”，因而胡适甚表敬佩。亚东以出版标点分段的中国古典小说名闻遐迩，可好多小说标点完排印好就是不出版，一搁就是好几年，就因为没有像样的序。单凭这一点——每种古典小说重刊都有一篇相当学术水平的序言——亚东版的古典小说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对学术史的发展也颇有贡献。对比如今众多连版本也没说清的重刊小说，真令人感慨万端。奇怪的是，此类纯为牟利的重刊本，却大都挂着“研究资料丛书”之类冠冕堂皇的招牌。

1938年，张静庐在《在出版界二十年》一书中，高度赞赏亚东“埋头于中国通俗旧小说的考证和整理”的工作态度，可又说“这是‘亚东版’之所以可贵，但也是被标点书商粗制滥造所打败的致命伤”。在书业的生存竞争中，往往是“优败劣胜”，出版环境不正常时尤其如此。过去这样，现在似乎也不例外。书业毕竟不只是文化事业，太多“文化”的考虑实在不合时宜。也正因为如此，我十分欣赏近年出版的若干种关于书局和出版家的回忆录、研究著作，不敢奢望“引导”出版风气，而只是表彰那些曾为中华文化积累做出贡献的“文化人”。

本书作者汪原放，系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的侄儿，1913年起长期在亚东工作，曾首创加新式标点和分段的古典小说整理方法。此书材料翔实，多引当年的日记、书信、文件等，并非只靠记忆和猜测。其中尤以亚东版各种主要图书的销行情况的介绍颇为精确，如《尝试集》共印行47000册，《三叶集》总印数为22950册，这些即使在同类型的回忆录中也颇为罕见。当年各书局印书数量互相保密——说印数少引不起读者兴趣，说印数多则容易出现盗版——极少如北新书局的《呐喊》《彷徨》注明每版印数和累计印数的，而这对文化史和文学社会学的研究十分不利。倘能有更多出版家公布当年出书的账目，将有助于研究者更为准确地描述近百年文化、文学的发展以及读者阅读心理的演变。

1988年11月13日

（原载《东方纪事》1989年第3期）

永礼：是非功过话“亚东” 

2018-09-07 07:41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因缘际会，成为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祥地，先后涌现出许多新式出版机构，书局林立，被出版家陈原称为“昨夜星光灿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声名远播，亚东图书馆虽然资金少、规模小，却木秀于林，以出版高品质图书和标点校勘古典小说而风行当时，在近代出版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前后四十年，风风雨雨，起起落落，其功过是非颇堪回味，其隆兴式微可资借鉴。

一

一

►亚东图书馆创办于1913年，1953年歇业。创始人是汪孟邹，其创办和经营期间，得到皖籍同乡、名人陈独秀、胡适和湘籍名人章士钊的悉心指导和鼎力相助。亚东图书馆的前身是1903年开办的芜湖科学图书社。汪孟邹曾说：“亚东是维新和革命的产物。”汪孟邹（1878—1953），安徽绩溪人。与其兄汪希颜师从徽州名师胡晋接，受其影响，接受新思想，趋向维新。1898年，汪希颜入南京高等学堂求学，1900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1901年，汪孟邹也插班进入江南陆师学堂，认识了其兄的同学章士钊、赵声和挚友陈独秀等人，敦友谊而励品行。不久，因其父去世，汪孟邹辍学返乡。1902年，汪希颜忽遘剧疾，骤病不治，不幸去世。1903年，受时代新风影响，汪孟邹在业师胡晋接支持下，集资在芜湖开办了省内第一家新式书店——芜湖科学图书社，代售上海出版社的新书报刊，兼营文具用品，惨淡经营。

汪孟邹（1878-1953），安徽绩溪人。20岁中秀才。23岁进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在维新思想影响下，25岁在芜湖创立科学图书社，任经理。1913年到上海，独资创立亚东图书馆，任经理。亚东图书馆成为“五四”时期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很有影响的出版社。且以出书严谨、版式美观闻名于世

►1903年夏，上海《苏报》慕名延聘章士钊为主笔，倡言革命，直斥光绪帝“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引起清廷忌恨，酿成轰动当时的大案。7月7日，《苏报》被查封，章太炎、邹容陷狱。章士钊因与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有师生之谊，且与其子俞大纯为挚友，受到爱才的俞明震暗中庇护，避走得脱。8月7日，章士钊与张继等人又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并诚邀陈独秀加盟，继续揭露清廷腐败无能，鼓吹排满革命，被时人称为“《苏报》第二”。12月1日，该报被迫停刊，陈独秀返回安庆。受当时以白话报的形式鼓吹革命和宣传启蒙知识的启发，陈独秀与留日返乡的友人房秩五、吴守一商议创办《安徽俗话报》，稿件交章士钊在上海创办的大陆印刷局印制，经胡晋接提议，由芜湖科学图书社发行。《安徽俗话报》为半月刊，先后出版二十三期，风行一时，有“最开风气”之誉，堪与驰名全国的《杭州白话报》媲美。陈独秀创建的岳王会骨干常在芜湖科学图书社内秘密聚会，商讨反清革命大计。陈独秀曾为图书社书写大字对联悬挂墙上：“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足见其超迈时流的胆识和豪气干云的气魄。

《安徽俗话报》，现存安徽省档案馆

►辛亥革命后，柏文蔚出任安徽省都督，陈独秀被委任为秘书长。汪孟邹也想过过官瘾，求陈独秀予以提携。陈独秀对政坛风云多变有清醒认识，认为此非长局，劝谏汪孟邹薄于宦情，鼓励他到上海去开个书店，以为安身立命的长久之计。

►1913年春，汪孟邹听从陈独秀的建议，并由陈独秀命名“亚东图书馆”，带着其侄汪原放到上海，在四马路惠福里租房，挂牌亚东图书馆和芜湖科学图书社开业。最初，除代售新书、新报外，靠出售日本印制，胡晋接、程敷锴编绘的中国四大交通图、中华民国自然地理图、地理书和挂图等勉强维持。不久搬到棋盘街平和里国学扶轮社原址，出版CC生（陈独秀）编的《新体英文教科书》。1914年因拆迁，搬至福州路江西路口福华里营业。

《甲寅》创刊号，民国三年（1914年）

►1914年5月，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甲寅》月刊，标举“朴实说理”，抨击袁世凯独裁专制，探讨民主政治，颇负时誉。1915年，从第五期起改由亚东图书馆发行，并在上海各大报刊发出广告。虽仅发行了六期后《甲寅》停刊，但提高了亚东图书馆的知名度，从名声不彰的小书店变得广为人知。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返回上海，筹办一份新杂志，自称可以轰动一时。早在开办芜湖科学图书社时，汪孟邹经章士钊介绍，与湘籍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创办的群益书社有业务往来。经其介绍，7月5日，陈独秀与陈氏兄弟谈洽，商定创办新杂志的具体出版事宜，议定每月编辑费和稿费两百元，由群益书社发行。9月15日创刊，初名《青年杂志》，为避免与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主办的《上海青年》混名，1916年1月，易名为《新青年》。汪孟邹还向陈独秀推荐正在美国求学深造的小同乡胡适为《新青年》助阵投稿。《新青年》大力宣扬科学与民主精神，启民智，瀹新知，出版后影响巨大，也为陈独秀赢得很高威望。《新青年》最终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统帅部。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诚邀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并同意《新青年》迁京办刊。陈独秀上任后，引荐亚东图书馆作为北大出版部在上海和南方地区的总代理，独家经销北大出版部的图书，并获得了《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新潮》、《新群》等进步杂志的发行权和《新青年》、《科学》、《新生活》、《每月评论》等最新杂志的代销权，亚东图书馆由籍籍无名而腾声沪滨。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委派朱执信赴沪办《建设》杂志和出版《孙文学说》，以扩大宣传，先后遭到多家出版商婉拒，最终被亚东图书馆冒着风险承揽下来，担任出版发行。

光绪十四年（1888年），棋盘街（河南中路）四马路口

►陈独秀远在北京大学执教，但对亚东图书馆仍关注有加，曾多次劝诫汪孟邹对书店发展要有大气魄和长远眼光，不进则退，不能跼处里閈，提出“要活，一定要上马路”！要“出幽谷而迁乔木”，搬到临街闹市求得发展。1919年初，亚东图书馆终于从缩在弄堂里搬到五马路棋盘街西首，成立了门市部。棋盘街是有名的文化街，曹聚仁在《棋盘街上的沧桑》中记叙，“提到了棋盘街，就等于说是提到了全国出版中心”。当时，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书店集中在这里，不仅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两家书业重镇，还有五六十家中小型书店。至三十年代初，这条文化街上麇集着新旧书店三百余家。在市廛栉比、商户联珠棋布的棋盘街，亚东图书馆生存下来，业务开始蒸蒸日上，并先后出版了一批高品质、有影响的图书，为人称道。

二

二

►据不完整统计，四十年间亚东图书馆约出版三百种书，多以皖籍人士的著述为主，兼及友人著作。其中以陈独秀的《独秀文存》、胡适的《尝试集》和高语罕的《白话书信》最为畅销。

陈独秀：《独秀文存》，亚东图书馆，民国十一年（1922年）

►出版的名家文存如《独秀文存》、《胡适文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堪称当时思想界的标杆，带动了其后林林总总“文存”的出版，如《孟和文存》、《孟邻文存》、《杨杏佛文存》、《楚伧文存》、《谦之文存》、《衣萍文存》、《季鸾文存》、《芸生文存》、《没累文存》，其风扬煽，至今未艾，衍为学人文章辑存的一种形式。

►还先后出版了一批新诗集、散文和新小说，如俞平伯的《冬夜》、《西还》，汪静之的《蕙的风》、康白情的《草儿在前集》、胡思永的《胡思永的遗诗》和田寿昌（田汉）、宗白华、郭沫若的文艺通信集《三叶集》，朱自清的散文集《踪迹》，汪敬熙的短篇小说《雪夜》，蒋光赤（慈）的长篇小说《少年漂泊者》、《短裤党》和短篇小说《鸭绿江上》，钱杏邨的短篇小说《义冢》，洪灵菲的长篇小说《转变》等；还出版了陶知行（当时未改名行知）的《知行书信》、《中国教育改造》，并翻译出版了外国名著，如胡适译《短篇小说》（第一集、第二集），高语罕以程始仁为笔名译戴博林著《康德的辩证法》，李季译《马可波罗游记》，刘文典译丘浅次郎著《进化论讲话》，刘大杰译屠格涅夫中篇小说《两个朋友》，汪原放译《一千零一夜》等。

郭沫若：《三叶集》，亚东图书馆，民国九年（1920年）

►此外，亚东图书馆还整理出版皖籍前贤著作，以弘扬地方文化，如以安徽官纸局本重排桐城人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加以增益，成为搜辑较备的新版本。出版全椒人、《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以胡适从带经堂购藏的乾隆年间初刻本为底本排印，文字稍作改动。

►章士钊曾与陈独秀一起从事反清革命，患难与共，友情甚笃，对亚东图书馆的帮助也不遗余力。汪孟邹开办芜湖科学图书社时，常往上海办货，后经湖南同乡会会长章士钊介绍到福州路惠福里的群益书社住宿。群益书社是湖南长沙人陈子沛、陈子寿和堂兄陈子美在日本留学时创办，从事新书刊销售。1902年，陈子沛、子寿两兄弟返乡探亲时，在长沙正中街开设了分店——集益书社。1907年，又在上海开设了分社。1913年，经章士钊之介，汪孟邹携其侄汪原放等搬到与群益书社同一弄内的惠福里开办了亚东图书馆。从介绍群益书社与亚东图书馆合作，到两家遇到与他人版权纠纷和诉讼时，章士钊以沪上大律师的身份施以援手，为之化险为夷。亚东图书馆不仅承担了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第五期到第十期）的印行，由此名声始彰，还印行了章士钊编著的文言文《名家小说》，共十二篇，其中有一篇章士钊以烂柯山人为名撰写的《双枰记》。

李渔：《十二楼》，亚东图书馆，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

►亚东图书馆开创性地出版了一系列古典小说的标点、分段与校勘本，包括《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儿女英雄传》等十六种，畅销当时，屡屡重印，成为畅销书，亚东也由此声名鹊起。经胡适提议，还出版了清人李渔的小说《十二楼》。1934年由孙楷第据坊间石刻本排印，因与刻本时有出入和舛误，孙氏特撰长序加以说明，后加增删修订，改题《李笠翁与十二楼》，发表于1935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季刊》。资深出版人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中评赞：“谨慎独步的亚东图书馆，仍在胡适之先生协助下，埋头于中国通俗旧小说的考证和整理，造成铅粒的‘亚东版’。”鲁迅先生也予以高度评价：“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一门特长的，这才做得好。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刘半农、李小峰、我，皆非其选也。”亚东版标点、分段古典小说形成畅销品牌，遭到不法书商盗版牟利，损失不小，影响到亚东的生存与发展。

三

三

►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图书中，有几种以品质高、影响被大众口交推，著称于世。《尝试集》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把社会进步的基础置于文化的再造与民主启蒙的重心上，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远在异国留学的胡适与之灵犀相通，1917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公开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把白话文学推尊到“中国文学正宗”的地位，得到陈独秀的大力推许，誉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其后，胡适返国积极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整理国故，“暴得大名”，被文化界同仁赞誉为“首举义旗的急先锋”。

►其实，早在1916年留学期间，胡适已大胆尝试白话新诗创作，意在追求“诗体的解放”，在与任鸿隽、梅光迪等留美友人就白话新诗创作进行争辩探讨时，填写了一首《沁园春》，作为他提倡文学革命的誓词：“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同时，他把自己创作的几首新诗投寄《新青年》发表。返国后，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教授之余，又先后在《每周评论》、《新潮》、《晨报》等报刊上发表白话新诗。

胡适：《尝试集》（增订四版），亚东图书馆，民国十一年（1922年）

►1920年3月，辑成《尝试集》，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名为“尝试”，因其读陆游《剑南诗稿》，反放翁“尝试成功自古无”诗意而用之，改为“自古成功在尝试”，意在用自身创作白话新诗的试验现身说法，开风气之先，“愿大家都来尝试”！书中有自序和钱玄同长序，分两集：到北京以前的诗为第一集，以后的诗为第二集；在美国做的文言诗词删剩若干首，合为《去国集》，作为附录。《尝试集》不乏新的意境和新的思想气息，对旧诗坛萎靡腐朽的诗风起到涤荡廓清的作用，在白话文学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先导地位。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半年后即再版，1922年10月，又出“增订四版”，经“众手增订”成为定本，驰誉当时。流风所及，出现了不少仿效“胡适之体”的新诗，新诗集樊然竟出，连力倡文言的章士钊也惊叹这些胡适的追随者“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竟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胡适可谓这场气魄宏大而意义深远的“诗界革命”的“首难之（陈）胜（吴）广”，《尝试集》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有开山之功，胡适也因此被戴上“新诗老祖宗”的桂冠。

►标点、分段本《红楼梦》和《红楼梦考证》是“新红学”的开山。《红楼梦》的整理出版与胡适为之所作的《红楼梦考证》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新红学”的正式成立，名垂于世。

汪原放（1897-1980），安徽绩溪人。现代出版家、翻译家，对整理出版中国古典小说做出过很大贡献，开新式标点古典小说的先河，还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名著

►汪原放（1897—1980），安徽绩溪人，汪孟邹之侄。五岁丧父，仅读了七年书。十三岁时入叔父汪孟邹创办的芜湖科学图书社学徒，自学成才。1913年赴沪到亚东图书馆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入夜校学习英文，后任亚东图书馆编译。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倾心于胡适有关《论白话》、《论标点符号》的论述。1920年2月2日，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新式标点符号》教育令。又受英文图书版式的启发，汪原放萌生了标点古典小说的想法，得到陈独秀、胡适的支持。

►1920年8月20日，标点、分段本《水浒》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后，一炮而红。较之明清石印本小说行款推墙杵壁，细行密字，几无隙地，读之令人头晕目眩，新式标点、分段本则行款疏朗醒目，字迹清晰，读之怡情悦目，给人面目一新之感。由于《红楼梦》为长篇巨制，标点、分段本工艰费巨，在1920年12月《儒林外史》出版后，才开始紧锣密鼓地对《红楼梦》进行标点、分段工作。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可以窥知其出版内情。为了使亚东版《红楼梦》顺利出版，汪氏叔侄多次与远在北京的胡适书邮往还，驰柬请教，获益良多。如1920年12月4日，汪孟邹在致胡适信中谈及《红楼梦》重新排版即将告竣，拟发预售广告，特请胡适代撰一篇考证或新序。时逢胡适在病中，因而婉拒。情急之下，汪孟邹再次致函恳请，切望得其椽笔，为之揄扬。受汪氏意诚谊重所感，胡适不忍峻却，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于3月27日，赶写出一万五千字的《红楼梦考证》初稿。4月1日，收到胡适复信与《红楼梦考证》初稿后，汪原放又写信，请胡适协助校看小说清样。

►在标点、整理《红楼梦》的过程中，汪原放随时向胡适请益，探讨小说的分段，胡适还提供自藏的活字木版《红楼梦》，以多备几种版本进行校对。得胡适臂助，5月5日，以程甲本系统的道光壬辰（1832）双清仙馆刻本为底本，用有正书局本（戚本）、日本明治三十八年铅印本等为校本的亚东版《红楼梦》初排本出版，受到读者欢迎。一年后再版，因胡适对《红楼梦考证》初稿不尽满意，经其学生顾颉刚、俞平伯协助，补充了新史料，加以增删，于11月12日撰成二万二千字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1927年亚东版《红楼梦》重排本改用胡适珍藏的程乙本为底本，打破了程甲本畅行一百三十年的独霸局面，成为最流行的《红楼梦》版本。延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庚辰本为底本的《红楼梦》新读本出版，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在中国士人的传统观念中，小说一向被视为稗官野史，不登大雅之堂，斥之为小道，备遭冷遇鄙视。把古典小说的考证和研究作为学术研究，实自胡适始。《红楼梦》最初以抄本形式在士人间传阅，乾隆五十六年（1791）一百二十回本（程甲本）问世，风靡一时，大量评注依附《红楼梦》广为流传，以至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说法，由此形成了一门显学——“红学”。民国初年，索隐派大兴，以穿凿附会、烦琐考证为能事，对《红楼梦》多主观臆想，发为附会之说。有鉴于此，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宣称，要“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为此，他开宗明义地提出应从“著者”和“本子”两个关键问题入手进行考证。根据袁枚《随园诗话》、吴修《昭代名人尺牍小传》、李斗《扬州画舫录》、韩菼《有怀堂文稿·楝亭记》、章学诚《丙辰札记》、宋和《陈鹏年小传》等文献，胡适初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是江宁织造曹寅之子，小说后四十回为高鹗续作，程伟元出资排印，《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同时提出程甲本、程乙本、戚本等版本概念，为后世所沿用，对《红楼梦》版本两个系统进行划分厘定，成为后来《红楼梦》版本学中“脂本”与“程本”两大系统的雏形，胡适当之无愧是《红楼梦》版本学的始创者和奠基人。

►对于初稿，胡适意犹未惬，又继续搜寻新证据，准备修订补充。他先后向顾颉刚、俞平伯乞助，顾颉刚见猎心喜，踊跃参与，从《诗人征略》、《楝亭集》、《江南通志》、《八旗氏族通志》、叶燮《己畦集》等文献中意外发现了曹家的家世材料，推进了“新红学”研究。胡适也多方查询，利用公私藏书，包括他收藏的珍贵小说资料，再寻线索，根据《仪征县儒学碑》判定曹寅的生卒年，在杨钟羲的《雪桥诗话》中发现曹雪芹的事迹，曹雪芹名霑，是曹寅之孙。又从《四松堂诗文集》、《八旗诗钞》等书中检出清宗室敦诚、敦敏兄弟赠答曹雪芹的诗，得知曹雪芹晚年穷困潦倒、纵酒狂歌的境况，从雍正帝《朱批谕旨》中得知曹家因亏空而败。综合新材料，发潜彰幽，推阐入微，析理如衡，使霾蕴已久的疑团涣然冰释，修正了初稿中似是而非的看法，补充了语焉不详之处，如曹雪芹非曹寅之子，而是其孙，其父为曹頫；明确了康熙帝南巡时曹家曾办过四次接驾的阔差，后因亏空获罪抄家；指出《红楼梦》是曹雪芹于破产倾家后所作，书未竟而去世。同时坚持《红楼梦》为自叙传的观点。其说如铁函初发，坚冰乍破，引起学界巨大响应，后经众多红学家推扬阐发，论之凿凿，成为定谳。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的结论基本上正确，为大多数学者认同，他“用以示范的科学的治学方法”影响了几代学人，成就了不少红学家。1921年以后，“新红学”俨然成为一种专门之学，与此前兴起的甲骨学、敦煌学并驾方轨，成为名副其实的显学。胡适对《红楼梦》研究的兴趣颇浓，先后撰写了多篇考证文字，难怪他逝世后有人赠以挽联：“先生去了，黄泉如遇曹雪芹，问他红楼梦底事？后辈知道，今世幸有胡适之，教人白话做文章。”推原究始，汪原放标点、分段《红楼梦》促成胡适撰成《红楼梦考证》的因缘，使新红学应运而生，其功不可没。

崔述：《崔东壁遗书》，亚东图书馆，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

►《崔东壁遗书》与“古史辨”学派的兴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崔东壁遗书》被胡适称誉为“一部不朽的遗著”，是清代古史家崔述的著作。崔述（1740—1816），字承武，号东壁，河北大名人，一生致力于上古历史考证，上起远古传说，下至春秋、战国，对古代文献记载采取审慎态度，不盲目信从，主张“考而后信”，考辨古书真伪，刊落百家谬妄，著述三十四种，八十八卷，其中《考信录》三十六卷，是他耗费五十年心力撰成的辨伪学专著，对战国以后经传、笺注对古史的附会与假托摧陷廓清，成为探索真实古史体系的先驱。因其穷窭不达，生前无力刊刻，幸赖其学生陈履和举债为老师著作付梓，但其书沉晦不彰，鲜为人知。二十世纪初，日本学者那珂通世将崔氏全书校订后出版，留日中国学者刘师培将此信息传回国内，并撰《崔述传》加以介绍，引起胡适、顾颉刚、钱玄同、洪业等学者的注意和研究兴趣。顾颉刚从胡适新购的《崔东壁遗书》借来通读后，以为快慰平生，立志将此书标点印行。胡适特撰《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以为“这样一个伟大的学者，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竟被时代埋没了一百年，究竟不能不算是中国学术界的奇耻”！顾颉刚从1921年—1936年，对《崔东壁遗书》进行编订，因冗事猬集，时有中辍，其间访问了崔氏故里，搜集其佚著，前后历时十五年，整理、校订、标点，编成新的《崔东壁遗书》，1936年亚东图书馆出版。顾颉刚提出的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正是从崔述的著作中得到启发，继承和超越，创立了“古史辨”学派，成为二十世纪疑古思潮的主要代表，影响甚巨。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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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出版，时任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的王子野（原名程敷铎）为之作序，他曾任职亚东四年，1938年改随母姓更名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序中王子野评价亚东图书馆：“是一家很小很穷的独资经营的书店……但它在我国近代新兴出版业中的地位却不能小看……它对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作出了贡献。在《新青年》、《向导》周报以及其他一些进步刊物的出版、推销工作上，也是很有成绩的。”1920年5—7月间，陈独秀曾为恽代英创办的武昌利群书社、毛泽东创办的长沙文化书社各向亚东图书馆作了三百元营业额往来的担保。毛泽东曾手持陈独秀的保单亲往亚东图书馆联系。汪原放受陈独秀、陈乔年父子影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武汉曾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当时直属有长江书店、长江印刷厂和宏源纸行。国共分裂后，仍返上海亚东图书馆任编译。

►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书也多次遭禁。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甲寅》杂志、《独秀文存》、《胡适文存》一度被查禁。国民党统治时期，文网日密，被查禁的新文艺书单中有八种。1927年，瞿秋白离开上海赴武汉前将集存的已发表和未刊的文稿编目，并写了长序，交付汪孟邹，准备印成《秋白文存》。当《秋白文存》和《独秀文存》二集送厂付排不久，“四·一二”政变发生，只得将二稿抽回，暂存银行保险箱。日本占领时期，中经郑超麟保存，抗战胜利后交回亚东图书馆。1949年后，几经周折，通过上海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副处长徐伯昕，将瞿秋白的文稿交还瞿秋白夫人杨之华。1936—1937年间，亚东图书馆出版了高语罕、王西凡、彭述之、郑超麟译述的托洛茨基和托派的作品。1949年后，1950年8月亚东图书馆一度加入公私合营的通联书店。1953年2月13日，上海军管会宣布：亚东图书馆歇业。

（本文原载于《书屋》2015年第11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