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民1884年－1955年）江苏淮安人。早年留学日本。1908年秋，周作民在南京法政学堂任翻译，并在业余时间自学财经。辛亥革命后，周作民担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科长，的起家与安徽督军倪嗣冲 周作民能与倪道杰等人共同创办金城银行，罗振玉
谋钱？谋利？谋权势？银行家与“官二代”的过往交集（上） 原创 郭从杰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
文│郭从杰
被称为业界“不倒翁”的周作民(1884—1955)，原名维新，江苏淮安人，民国金融界的大亨，因战时与日本的特殊关系，亦被称为“灰色银行家”。而提起倪道杰，似乎名不见经传。倪道杰(1890—1942)，字幼丹，安徽阜阳人，是民初安徽督军、长江巡阅使倪嗣冲的长子，因在家族中排行老七，人称“七爷”，其人生的兴趣与志向在于实业投资，在当时业界很有影响力。倪道杰曾自刻“农工商实业界小练习生倪幼丹章”一枚。世事变迁，光阴荏苒，倪道杰似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周作民年长倪道杰6岁，倪道杰常以“老哥”称呼周作民，一个是暴得大名的银行家，一个是安徽督军的儿子，他们两人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共同创办金城银行
其实，周作民的起家与安徽督军倪嗣冲家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或者说没有倪家对金城的投资，或许就没有后来周作民的飞黄腾达。有人认为金城银行是周作民创办的，这话没错，但不准确。金城银行的全称是金城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当初的发起人是王郅隆、倪道杰、由卓新、段永彬等14个名号，第一任董事王郅隆、曲卓新、倪道杰、徐正志、吴元龙5人，监察人任拙叟、郭善堂2人。金城按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组织，制定章程募集资本最初设定股本200万元，先期交了50万元。其中倪道杰、倪香记共交20万元，占40%；王郅隆、郭善堂、段永彬、徐正志各5万，陈心记3万，曲卓新、任拙叟、吴元龙各1.25万，任原堂、三槐堂各1万，安定堂0.75万，陶文泉0.5万。作为总董的王郅隆，清末就与倪嗣冲结识，是安武军后路局总办，郭善堂是王郅隆的亲信，三槐堂是王郅隆的堂号。徐正志就是徐树铮，陈心记即陈星楼，他们都任职陆军部，与倪嗣冲的关系非同一般。段永彬，是曾任陆军总长段芝贵，先期交了50万元。其中倪道杰、倪香记共交20万元，占40%；王郅隆、郭善堂、段永彬、徐正志各5万，陈心记3万，曲卓新、任拙叟、吴元龙各1.25万，任原堂、三槐堂各1万，安定堂0.75万，陶文泉0.5万。作为总董的王郅隆，清末就与倪嗣冲结识，是安武军后路局总办，郭善堂是王郅隆的亲信，三槐堂是王郅隆的堂号。徐正志就是徐树铮，陈的弟弟。投资最少的陶文泉是倪嗣冲的幕僚。应当说倪家拥有绝对的控股权，金城银行的出资者大多与倪王两家有或近或远的关系。当时周作民并非董事会成员，由于自身的业务能力，被倪王两家予以信任，委其为总经理一职。
金城银行总行大楼（今江西路200号）
周作民能与倪道杰等人共同创办金城银行，与倪嗣冲的交往有密切关系。民国肇建，周作民在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任职，1912年随临时政府北迁，在财政部继续供职，1913年升任库藏司司长。后来周作民因与财政总长周学熙关系不睦而离开财政部，转任交通银行总行稽核科科长，不久又兼任国库课主任，从此开始了他的银行职业生涯。由于交行需要在安徽拓展业务，周作民决意前往安徽。先后经交行总理梁士诒、徐树铮、王郅隆及倪的女婿王普函介引见，周作民最终得以见到倪嗣冲。周在蚌埠盘旋20余日，陪倪打牌聊天之际，申述了交行打算在皖南放贷发展茶叶贸易，这样可以增加皖省税收。周还侃侃而谈时事、金融、财政、实业诸端，倪对周则赞许有加，认为将来周作民在金融界应有其地位。随后同意交行在安徽设立芜湖分行，后又设立蚌埠分行，均由周作民任经理。交行也渐渐作为代理皖省金库的机关，周作民与倪家开始有了密切的往来。
倪嗣冲非常重视周作民的才能，一直把周视为自己的幕中人物。虽然倪出身官僚，但对兴办实业很有经济头脑，这一时期倪家曾参与投资了准上火柴、华昌火柴、烈山煤矿、大成油漆等企业，1915年又与王郅隆筹办华北最大的纱厂裕元公司。这些都由倪道杰奔波前后，具体操办。由于企业资金周转，加上倪嗣冲的安武军需，甚至安徽财政缺口，切都需要资金筹措挪借。倪家虽办过裕庆公银号，其资金力量太小，因此想办一个更大的银行。倪嗣冲任职安徽省长、督军期间，也曾试图通过盐斤加价的方式在安徽官办因利银行，谋划兴办皖省实业，但因省议会的反对而作罢。而周作民早先在财政部受挫时，就考虑到做官非能久远，与其业界友人也曾打算筹办一个银行，于是才有了后来金城银行的创办。
周倪联手 银企合作
天津金城银行外景及金城银行徽章
周倪结缘，开始了此后数年的交往。周作民留学日本期间就注意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他在商业实践中把金融业作为撬动近代产业发展的杠杆。倪道杰置身实业界，也意欲打造一个自已的实业天地，双方有共同的志趣和理想，便以天津为舞台，共同合作、相互援引投资经营了多项产业。
周倪两人除投资金城银行外还对盐业、大陆及太平保险公司等金融行业投资。盐业银行成立于1915年3月，1917年由时任天津造币厂厂长的吴鼎昌担任总经理；1924年3月倪道杰入股盐业银行，并任银行董事。大陆银行1919年成立于天津，由谈丹崖等人注资组建，倪道杰对大陆银行也有股权。选择投资盐业、大陆，倪道杰有自己的考虑，也与周作民的介绍分不开。盐业、大陆的总经理都是周作民的至交，吴鼎昌与周作民是留日时期的好友，而谈丹崖则是其淮安老家的同窗，也是赴日的同伴。周作民除拉拢倪道杰投资盐业、大陆银行外，1929年还发起成立太平保险公司，倪任董事。此外，周还推介倪道杰投资范旭东的永利化工。范旭东与周作民也是早年留学日本的同学，1914年范旭东开始创业，先是办了久大精盐，后从事酸碱的制造。金城银行对范旭东的企业给予资金上的极大支持，这也是金融控制或参与实业的体现，倪道杰还一度担任永利公司董事。
显然，周作民将倪道杰带入自己的熟人网络圈，从事金融或实业投资。客观说来，当时北洋要员利用或隐或显的权力，通过各种途径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巨额财富，他们把这些财产以私人资本的形式投资于纺织、面粉、金融、工矿等行业。据有学者不完全统计，71名军阀官僚所拥有的财产高达6亿多元，其中1000万元以上的23人，2000万元以上的10人，倪家拥有的资产一度则达2800万元。这些要人当时多寓居天津租界，作为金融界的周作民，自然考虑的是如何吸纳他们的存款，利用他们的人脉、资金乃至权势。
原标题：《谋钱？谋利？谋权势？银行家与“官二代”的过往交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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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业界“不倒翁”的周作民(1884—1955)，原名维新，江苏淮安人，民国金融界的大亨，因战时与日本的特殊关系，亦被称为“灰色银行家”。而提起倪道杰，似乎名不见经传。倪道杰(1890—1942)，字幼丹，安徽阜阳人，是民初安徽督军、长江巡阅使倪嗣冲的长子，因在家族中排行老七，人称“七爷”，其人生的兴趣与志向在于实业投资，在当时业界很有影响力。倪道杰曾自刻“农工商实业界小练习生倪幼丹章”一枚。世事变迁，光阴荏苒，倪道杰似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周作民年长倪道杰6岁，倪道杰常以“老哥”称呼周作民，一个是暴得大名的银行家，一个是安徽督军的儿子，他们两人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共同创办金城银行
其实，周作民的起家与安徽督军倪嗣冲家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或者说没有倪家对金城的投资，或许就没有后来周作民的飞黄腾达。有人认为金城银行是周作民创办的，这话没错，但不准确。金城银行的全称是金城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当初的发起人是王郅隆、倪道杰、由卓新、段永彬等14个名号，第一任董事王郅隆、曲卓新、倪道杰、徐正志、吴元龙5人，监察人任拙叟、郭善堂2人。金城按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组织，制定章程募集资本最初设定股本200万元，先期交了50万元。其中倪道杰、倪香记共交20万元，占40%；王郅隆、郭善堂、段永彬、徐正志各5万，陈心记3万，曲卓新、任拙叟、吴元龙各1.25万，任原堂、三槐堂各1万，安定堂0.75万，陶文泉0.5万。作为总董的王郅隆，清末就与倪嗣冲结识，是安武军后路局总办，郭善堂是王郅隆的亲信，三槐堂是王郅隆的堂号。徐正志就是徐树铮，陈心记即陈星楼，他们都任职陆军部，与倪嗣冲的关系非同一般。段永彬，是曾任陆军总长段芝贵，先期交了50万元。其中倪道杰、倪香记共交20万元，占40%；王郅隆、郭善堂、段永彬、徐正志各5万，陈心记3万，曲卓新、任拙叟、吴元龙各1.25万，任原堂、三槐堂各1万，安定堂0.75万，陶文泉0.5万。作为总董的王郅隆，清末就与倪嗣冲结识，是安武军后路局总办，郭善堂是王郅隆的亲信，三槐堂是王郅隆的堂号。徐正志就是徐树铮，陈的弟弟。投资最少的陶文泉是倪嗣冲的幕僚。应当说倪家拥有绝对的控股权，金城银行的出资者大多与倪王两家有或近或远的关系。当时周作民并非董事会成员，由于自身的业务能力，被倪王两家予以信任，委其为总经理一职。金城银行总行大楼（今江西路200号）周作民能与倪道杰等人共同创办金城银行，与倪嗣冲的交往有密切关系。民国肇建，周作民在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任职，1912年随临时政府北迁，在财政部继续供职，1913年升任库藏司司长。后来周作民因与财政总长周学熙关系不睦而离开财政部，转任交通银行总行稽核科科长，不久又兼任国库课主任，从此开始了他的银行职业生涯。由于交行需要在安徽拓展业务，周作民决意前往安徽。先后经交行总理梁士诒、徐树铮、王郅隆及倪的女婿王普函介引见，周作民最终得以见到倪嗣冲。周在蚌埠盘旋20余日，陪倪打牌聊天之际，申述了交行打算在皖南放贷发展茶叶贸易，这样可以增加皖省税收。周还侃侃而谈时事、金融、财政、实业诸端，倪对周则赞许有加，认为将来周作民在金融界应有其地位。随后同意交行在安徽设立芜湖分行，后又设立蚌埠分行，均由周作民任经理。交行也渐渐作为代理皖省金库的机关，周作民与倪家开始有了密切的往来。
倪嗣冲非常重视周作民的才能，一直把周视为自己的幕中人物。虽然倪出身官僚，但对兴办实业很有经济头脑，这一时期倪家曾参与投资了准上火柴、华昌火柴、烈山煤矿、大成油漆等企业，1915年又与王郅隆筹办华北最大的纱厂裕元公司。这些都由倪道杰奔波前后，具体操办。由于企业资金周转，加上倪嗣冲的安武军需，甚至安徽财政缺口，切都需要资金筹措挪借。倪家虽办过裕庆公银号，其资金力量太小，因此想办一个更大的银行。倪嗣冲任职安徽省长、督军期间，也曾试图通过盐斤加价的方式在安徽官办因利银行，谋划兴办皖省实业，但因省议会的反对而作罢。而周作民早先在财政部受挫时，就考虑到做官非能久远，与其业界友人也曾打算筹办一个银行，于是才有了后来金城银行的创办。
周倪联手 银企合作
天津金城银行外景及金城银行徽章周倪结缘，开始了此后数年的交往。周作民留学日本期间就注意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他在商业实践中把金融业作为撬动近代产业发展的杠杆。倪道杰置身实业界，也意欲打造一个自已的实业天地，双方有共同的志趣和理想，便以天津为舞台，共同合作、相互援引投资经营了多项产业。
周倪两人除投资金城银行外还对盐业、大陆及太平保险公司等金融行业投资。盐业银行成立于1915年3月，1917年由时任天津造币厂厂长的吴鼎昌担任总经理；1924年3月倪道杰入股盐业银行，并任银行董事。大陆银行1919年成立于天津，由谈丹崖等人注资组建，倪道杰对大陆银行也有股权。选择投资盐业、大陆，倪道杰有自己的考虑，也与周作民的介绍分不开。盐业、大陆的总经理都是周作民的至交，吴鼎昌与周作民是留日时期的好友，而谈丹崖则是其淮安老家的同窗，也是赴日的同伴。周作民除拉拢倪道杰投资盐业、大陆银行外，1929年还发起成立太平保险公司，倪任董事。此外，周还推介倪道杰投资范旭东的永利化工。范旭东与周作民也是早年留学日本的同学，1914年范旭东开始创业，先是办了久大精盐，后从事酸碱的制造。金城银行对范旭东的企业给予资金上的极大支持，这也是金融控制或参与实业的体现，倪道杰还一度担任永利公司董事。
显然，周作民将倪道杰带入自己的熟人网络圈，从事金融或实业投资。客观说来，当时北洋要员利用或隐或显的权力，通过各种途径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巨额财富，他们把这些财产以私人资本的形式投资于纺织、面粉、金融、工矿等行业。据有学者不完全统计，71名军阀官僚所拥有的财产高达6亿多元，其中1000万元以上的23人，2000万元以上的10人，倪家拥有的资产一度则达2800万元。这些要人当时多寓居天津租界，作为金融界的周作民，自然考虑的是如何吸纳他们的存款，利用他们的人脉、资金乃至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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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民幼年在其父所设的学馆读书，父亲周佩香是个举人，以开馆授学为生，家境清贫。周作民自幼随父读书，1899年转入东文学堂读书，师从著名学者罗振玉。1902年前往广东，进入广东公学，学费由该校教师罗振玉倾力相助。1906年周作民以优异成绩考取广东官费赴日本留学，因周作民本籍江苏对广东来说便是外省人曾被取消赴日资格，经罗振玉找到当时广东桌台兼留日主考官，以人格担保周作民定能学成归国，为民族振兴效力。罗先生竭尽全力地教导栽培资助扶持周作民长达八年之久，恩重如山。
1908年秋，周作民在南京法政学堂任翻译，并在业余时间自学财经。辛亥革命后，周作民担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科长，走上仕途。1912年随临时政府北迁，在财政部继续供职。1913年任库藏司司长。1915年周作民离开财政部，任交通银行总行稽核科科长，后又兼任国库课主任，从此开始了他的银行生涯。
1917 年 5 月周作民创办金城银行，任总经理。
金城银行成立后，周作民充分利用政治势力，左右逢源，业务得到迅猛发展。仅仅经过3年时间，在华北就获得了与中国、交通、盐业3银行并列的地位，奠定了发展基础。金城银行通过大量购入北洋政府公债、国库券和进行财政性投放等方式，既获得了巨额利润，又为北洋政府渡过财政困难提供了支持。1921年，金城银行与盐业、中南等银行组成联营机构，后来大陆银行也加入。至1927年金城银行资本总额已经增700万元。
北洋政府倒台后，周作民积极向国民党政权靠拢，先后担任国民党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在银行业务上，他逐渐将重心南移，并在广州、香港设立分支机构。1935年，金城银行董事会决定由周作民担任总董兼总经理，集大权于一身。1936年1月，金城银行总行迁至上海。
1935年，在国民党政府亲日外交的推动下，周作民曾和吴鼎昌一起率领经济考察团访问日本。回国后，周作民担任中日贸易协会副会长。抗战爆发后，周作民被任命为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但他很少过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一直在成为孤岛的上海租界里指挥着沦陷区金城银行各地分行的业务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周作民正在香港，日军占领香港后被拘捕。1942年3月，被日军遣送回沪。日方想与他合作，但周作民除了担任金城银行和有关的投资银行职务外，假托身体有病，未出任任何职务。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特务对周作民进行恐吓及敲诈，后经过张群、吴鼎昌等疏通，经蒋介石批准，知照有关军、政、司法机关对他进行保护。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迫使各商业银行出售黄金、外汇，向“中央银行”缴存现金。金城银行也被迫交出原来陆续积累的外汇。当时，蒋经国任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对上海金融界头面人物进行威胁，要周作民交出私人外汇，并规定非经他允许，周作民不准离开上海。但在美国人陈纳德的庇护下，周作民还是安然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1951年6月，在共产党方针政策的感召下，周作民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是解放后私营金融业领军人物中第一个回归大陆的。周作民回归后，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照顾，特邀他任全国政协委员。1951年周作民组织由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及四行储蓄会改组成立的联合信托银行实行五行联营、联管，并出任董事长。1952年12月，60家合营银行和私营银行实行统一的公私合营时，他任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在私营金融业的企业改造中，带动其他同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55年3月8日，周作民因心脏病猝发，在上海逝世，享年71岁。
周作民酷爱收藏，生前收藏有大量古代文物。1957年，他的家属在其病故后遵嘱将各类文物计1,407件，图书374种计5300册，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曾举办专门展览，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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