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文蔚与陈独秀、李大钊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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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4月，柏文蔚把这处房子提供给陈独秀居住，至1922年10月陈搬出，虽仅有短短两年多时间，但这里成为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的起点。“南陈北李”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代表性人物，在后浪推前浪的中国民主革命浪潮中，柏文蔚与他们风云际会，并结下深厚友情，携手奋斗，谱写了一段难忘的篇章

柏文蔚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在辛亥革命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与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并在民主革命的进程中与他们携手前行。

修葺一新的上海市南昌路100弄2号（原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大门 (资料图片)

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

柏文蔚（1876—1947），字烈武，安徽寿县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中国民主革命初期的重要军事将领及政治活动家。

柏文蔚于1900年入安徽武备学堂，1905年入江苏新军，在南京任第九镇三十三标二营管带，秘密加入同盟会，从此成为一名坚定的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党人。辛亥革命爆发后，任第一军军长等军职，立下军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1月15日授柏为陆军左将军加大将军衔。随后，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分别于1912年9月24日、1916年10月8日两次授柏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918年，任靖国川鄂联军前敌总指挥。1922年，任建国军第二军军长。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军长。在民国政府内，1912年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在国民党内，曾多次当选中央执行委员等要职。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柏文蔚因持反蒋立场而被边缘化，逐渐退出权力核心圈，最后仅担任国府委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反对不抵抗主义；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呼吁团结抗日、反对分裂妥协；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主张和平民主。1947年4月26日，柏文蔚在上海病逝。

老渔阳里2号原是国民党元老柏文蔚的私宅，人称“柏公馆”。上海原《卢湾区志》中的一份表格显示，柏文蔚至少从1917年起便寓居在此。

1920年4月，柏文蔚把这处房子提供给陈独秀居住，至1922年10月陈搬出，虽仅有短短两年多时间，但这里成为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的起点。“南陈北李”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代表性人物，在后浪推前浪的中国民主革命浪潮中，柏文蔚与他们风云际会，并结下深厚友情，携手奋斗，谱写了一段难忘的篇章。

从柏公馆到陈独秀寓所

在中共党史的研究中，不少专家学者探讨了中共建党为何在上海、为何在法租界等问题。大多数人或许没有想到的是，中共建党中枢所在地竟然还加入了一位国民党元老的因素。从柏文蔚与陈独秀的长期关系看，从柏公馆到陈独秀寓所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必然的历史渊源。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安庆）人。柏文蔚与他仅相差3岁。1896年，两人同时考中秀才。基于救国救民的共同理想，两人投身于推翻封建帝制的斗争。1902年，陈独秀、柏文蔚等在安庆组织励志学社。1905年，陈独秀组织反清团体岳王会，柏文蔚任南京分会分会长。这是他们相识、相交的开始。辛亥革命成功后，柏文蔚担任安徽省都督时，陈独秀任都督府秘书长，共同为治皖殚精竭虑。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两人又先后流亡日本。

柏文蔚作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拥戴者，前进的步伐止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而陈独秀则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拉开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幕。在随后的岁月中，两人的境遇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深厚友谊。陈独秀1920年从北京到上海后无合适住房，柏文蔚将老渔阳里2号提供给陈使用。

至于柏文蔚在何种情况下，将私宅提供给陈独秀使用，有两种不同说法。许德珩在回忆录《我和陈独秀》中写道，他于1919年冬到上海，等待乘船赴法，接到李大钊电报，委托他替陈独秀找所房子，结果他和张国焘帮忙找到了老渔阳里2号。另一种说法是，柏文蔚此时被委任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长江上游招讨史而离开上海赴任，老渔阳里2号正好空置，于是与柏、陈都熟识的汪孟邹（上海亚东图书馆创办者，1920年陈独秀从北京到上海后曾在亚东图书馆暂住），给陈独秀提出搬至老渔阳里2号的主意。

20世纪90年代，有两本详细描述老渔阳里2号状况的著作：一本是刘凤舞编著的《民国春秋》（第二卷），1996年出版；一本是任建树的专著《陈独秀大传》，1999年出版。两本书中的描述基本相同，因《民国春秋》（共四卷）出版在前，故本文引述第二卷中的一段：“陈独秀仓惶离京，家眷尚在北京，他希望在上海找一安静住所，接来家眷同住，把《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从北京迁来。汪孟邹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柏文蔚在上海的公馆正空着，他被委任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和长江上游招讨使，携眷上任，何不住到那里去？”“于是，陈独秀便在4月份搬进了坐落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 号的柏公馆。这是老式石库门房子，砖木结构，二层楼房，进大门有天井，中间是客堂，陈设沙发4只、椅子数把，壁间挂大理石嵌屏4幅。客堂后有小天井，再后是灶间，有后门通向弄堂。客堂的左边是前、后、中3个厢房。楼上，前面是统厢房，即陈独秀的卧室兼书房，室内陈设有写字台、转椅、大钢床、皮沙发、茶几、缝衣机等。厢房的隔壁是客堂楼，后有晒台，全部建筑面积约140平方米。这就是陈独秀的住处，也是《新青年》编辑部的办公室。”书中对老渔阳里2号当年布局尤其是陈设细节的描述犹如亲见，今天很难从其他资料中得到佐证，但后来国内出版的著作及发表的文章中，仍常引用这段描述文字。

李大钊致函柏文蔚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中共中央指导党在北方的工作。1922年夏到1924年年初，他四度南下上海，为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重大贡献。1922年8月23日，李大钊从北京到达上海。他此行的目的是前往杭州参加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特别会议（史称“西湖会议”）。

8月28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为期3天的中央特别会议，参加者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张太雷、高尚德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共7人，专门就国共合作形式问题展开了讨论。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坚决主张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的合作。会后，李大钊成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中共第一人。

北伐开始后，柏文蔚任国民革命军三十三军军长。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为适应革命形势需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11月8日作出决定，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到汉委员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联席会议组成人员有宋庆龄、孙科、宋子文、何香凝、邓演达、王法勤、唐生智、柏文蔚、蒋作宾、詹大悲、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及鲍罗廷等。经过紧张筹备，联席会议宣布从1927年元旦起正式开始在汉办公，并发布命令：以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大区域作为“京兆区”，定名武汉，并作为国都。

联席会议从1926年12月13日第一次会议到1927年2月21日最后一次扩大联席会议，密集举行27次会议。柏文蔚参加多次，与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共产党人围坐一桌共谋大计。毛泽东参加了最后一次联席扩大会议，柏文蔚亦在座。

在定都武汉的过程中，中共联手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进行了一场复杂的斗争。当时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攻克南昌后，企图迁都南昌，加强自己的势力。1927年1月，蒋介石截留了到达南昌准备前往武汉的部分国民党中央执委和国府委员，宣布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当时，柏文蔚将国民革命军三十三军军部设在有着“鄂东门户”之称的武穴，又在汉口成立三十三军办事处，对局势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27年1月24日，李大钊致函柏文蔚等人，明确指出：“夫国民政府定都何所，中外观瞻所系，岂能朝令夕更，视若儿戏？以今日论，广州为革命根据，武汉为全国中心，不留于广州，必迁于武汉，百思而不可得可以迁移南昌之理由？即介石同志及总司令部亦宜坐镇武汉，今忽轻易的提起移都南昌，致令外交团对我内部频生怀疑，以为我之内部中有危机，不然何以遽弃武汉耶？自移都南昌的消息传入北京，吾党同志骇然莫释。尚望公等力持大计，毅然决计设都武汉，以定人心，而安国本，则党国之幸也！”

如今，李大钊的这封信作为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从中既可以看到当年那场斗争的激烈，也可看到李大钊对柏文蔚的信任。

文：闵大洪（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