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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尘往事：胡适与鲁迅兄弟的恩恩怨怨 2021年1月19日 上午10:49 胡适、鲁迅、周作人都是中国文化界的顶级人物，胡、鲁应属于最高级别的，周稍差了点儿。他们都值得尊重，都是大师。但生活在风雨飘摇、政治变幻无常的时代，像这些文化大师也免不了带有太多的政治色彩。但剥掉他们种种本性之外的迷幻外衣，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他们各自为人的本性与特点。 胡适、鲁迅、周作人的交往，始于1918年，他们同在北大，从相识到友好，并成为知己朋友。倡导新文化的过程中，他们很有共同语言，特别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新科学与民主。他们密切配合，互相呼应。有时胡适首先发难，鲁迅紧紧跟上，有时两人同时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对某一问题作深入的剖析。胡像个帅，鲁像个将，而周作人自嘲，他只是有时敲敲边鼓而已。三人关系应该是不错的。 胡适对周家兄弟是真心喜欢，他一生可能说得最多的赞扬的话就是对周家兄弟了。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以后，胡适便给予热烈的赞赏与高度的评价，称誉鲁迅是“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胡适在日记中还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鲁迅）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而启明（周作人）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胡适是最早认识鲁迅小说的价值的人之一。他对于鲁迅前期杂文也表示了极大的赞赏。如《随感录·四十一》关于“学学大海”、“摆脱冷气”、“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段寓意深刻的话，胡适说，看了这段文字，感动得“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另外，胡适曾经想做一部《中国小说史》，一直放在心里。几年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了，胡适对此不是心怀嫉妒，而是报以热情的夸奖，认为“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胡适对周家兄弟一往情深，1926年胡却遭到周家兄弟的一次莫名其妙的绝交。胡适与周家兄弟在办《新青年》时，有过意见分歧，但只是很小的摩擦，没什么结仇的事。1926年5月，鲁迅、周作人和陈源在《晨报》发生激烈笔战。当时徐志摩正主编该报副刊版，劝了几次无效后，停登双方文章。胡作为大家的朋友，出于好意给周家兄弟写了封劝说信，言词恳切，劝双方停打此无意义的笔仗。没想到，周家兄弟从此与胡绝交。鲁迅此后再也没有和胡适来往了。周作人则于1929年主动与胡和好。胡适为此在回周作人的信里对周家兄弟写了一段很有感情的话：“

  前尘往事:阻碍大清改革的神秘力量 2020年11月16日 上午9:21 文：屏营   古人最爱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过，今天看来，与其说是看破、放下后的洒脱，不如说是无法破局者的自我抚慰。因为，环境固然是成事的限制条件，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破局者的勇气、隐忍、谋略与智慧。 1840年，古老的中国被西方的贸易诉求，以及随之而来的舰船火炮撕了一个口子。自那时起，一切事物都被烙上了“现代”与“古代”的烙印，既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困局。 无论开创与因循、国家与地方、公义与私利、盲目爱国与争夺私利，所有事物都在“现代”与“古代”两种力量的拉扯之下——即使明知对的事情，想要成事，也难上加难——仅有勇气是不够的，还需要隐忍、坚持，更需要智慧。 比如，修一条铁路，在“铁公基”驱动经济的今天，可能只需要解决资金、土地、规划等技术性问题，但在当时，别说技术、文化、认知的“闯关”，就算辛辛苦苦建好——只要圣旨一下，在铁路上跑的照样只能是马车。 因此有人说：我们的文明原来是一艘孤独行进的航船，突然在1840年之后遇到了西方这样的现代文明，对未来的迷茫、对他者的排斥可想而知，而“让火车替代马车”的艰难，其实正是这种仓皇失措的生动写照。  ▍ 修条铁路有多难 1872年，同治十一年。大清的洋务运动已经如火如荼的进行了十个年头，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一系列新兴军工企业的订单供不应求、申报在上海创刊、京师同文馆已经陆续翻译出《万国公法》等一系列西学经典、第一批去美国留学的幼童也登上了轮船。 按理说作为工业化最核心的，起到血液循环作用的基础设施——铁路，在洋务大行其道的当时，应是水到渠成——当时无论洋商，还是洋务派官员都跃跃欲试。 但清政府的解决模式却是熟悉的“拆”字决：在这之前，清廷冒着不惜开罪洋人的后果，已经拆了两条了。 第一条被“拆”的铁路，由英国商人杜兰德出资在北京修造，这种风驰电掣的“铁家伙”，让京师的人劾为妖物，几乎酿成民变，清政府赶紧饬令军队拆毁了这条铁路。 同样一拆了之的，还有英国商人在开埠城市上海修造的一段铁路。这是由当时的怡和洋行，打着修一条“寻常马路”的幌子铺设的，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吴淞铁路。 清政府得知详情后非常恼火，上海道台称若强行修建铁路激起民变，他“将卧铁辙中听其轧死”，宁可让火车轧死，也要阻止火车的通行。 无奈，洋人只好将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