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尘往事：胡适与鲁迅兄弟的恩恩怨怨
胡适、鲁迅、周作人都是中国文化界的顶级人物，胡、鲁应属于最高级别的，周稍差了点儿。他们都值得尊重，都是大师。但生活在风雨飘摇、政治变幻无常的时代，像这些文化大师也免不了带有太多的政治色彩。但剥掉他们种种本性之外的迷幻外衣，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他们各自为人的本性与特点。
胡适、鲁迅、周作人的交往，始于1918年，他们同在北大，从相识到友好，并成为知己朋友。倡导新文化的过程中，他们很有共同语言，特别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新科学与民主。他们密切配合，互相呼应。有时胡适首先发难，鲁迅紧紧跟上，有时两人同时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对某一问题作深入的剖析。胡像个帅，鲁像个将，而周作人自嘲，他只是有时敲敲边鼓而已。三人关系应该是不错的。
胡适对周家兄弟是真心喜欢，他一生可能说得最多的赞扬的话就是对周家兄弟了。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以后，胡适便给予热烈的赞赏与高度的评价，称誉鲁迅是“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胡适在日记中还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鲁迅）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而启明（周作人）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胡适是最早认识鲁迅小说的价值的人之一。他对于鲁迅前期杂文也表示了极大的赞赏。如《随感录·四十一》关于“学学大海”、“摆脱冷气”、“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段寓意深刻的话，胡适说，看了这段文字，感动得“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另外，胡适曾经想做一部《中国小说史》，一直放在心里。几年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了，胡适对此不是心怀嫉妒，而是报以热情的夸奖，认为“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胡适对周家兄弟一往情深，1926年胡却遭到周家兄弟的一次莫名其妙的绝交。胡适与周家兄弟在办《新青年》时，有过意见分歧，但只是很小的摩擦，没什么结仇的事。1926年5月，鲁迅、周作人和陈源在《晨报》发生激烈笔战。当时徐志摩正主编该报副刊版，劝了几次无效后，停登双方文章。胡作为大家的朋友，出于好意给周家兄弟写了封劝说信，言词恳切，劝双方停打此无意义的笔仗。没想到，周家兄弟从此与胡绝交。鲁迅此后再也没有和胡适来往了。周作人则于1929年主动与胡和好。胡适为此在回周作人的信里对周家兄弟写了一段很有感情的话：“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远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支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深，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胡和周作人在疏远了三年多，至此完全和好。过后不久，在周作人的嘱托下，胡帮助他弟弟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找到了工作。
鲁迅不仅没与胡适和好，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不时在文章中批评胡适。例如，1931年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写道：“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当‘宣统皇帝’逊位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现象、他们怎样地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作旧诗，近来也试试作新诗。”
溥仪要见见胡适，胡适也就去了。今天看来，这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而当时，却闹得沸沸扬扬，有的说“胡适要做帝师”。害得胡适后来解释说：“这位17岁的少年，处的境地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寂寞中，想寻找一个比较也可称得是一个少年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味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异的新闻了。”
没想到这些无聊的无稽之谈，却成为鲁迅攻击胡适的借口。
反之，对于鲁迅，胡适始终保持着好意，有机会的时候，总要为鲁迅说几句公道话。
1936年鲁迅去世后，女作家苏雪林写长信给蔡元培、胡适，对鲁迅进行了攻击。当时的鲁迅骂胡适尽人皆知，而胡适在回信中则尽力为鲁迅辩护。胡说：“凡论一个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对鲁迅的谩骂，在鲁迅生前，胡适则一概采取“老僧不见不闻”的态度，从不公开应战。鲁迅死后，他也从没有发出过恶声。
鲁迅死后，胡一直和周作人保持着友好关系。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胡带领北大师生南下，周留在了北京。1938年，胡出任驻美大使途中，听到周作人欲在日本统治下的北大出任校职，于是便给周作人写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苦苦劝说他不要入世，蹚日本人水。但周作人不仅没听，反担任了北平伪政府的教育总督办和文化委员会主任等伪职，沦为汉奸。抗战胜利后，胡回到北大再次出任校长，而周作人则被囚禁在了南京的老虎桥监狱中。在全国对汉奸一片喊打声中，胡适在顶着大压力，冒着极大风险的情况下仍旧帮了周作人一把。他用北京大学的名义给法庭出具了一份证明，说日伪期间北大校产未遭破坏，图书设备还有所增加。为此，胡在报上挨了不少的骂，说他庇护老友，而周作人在这份证明下，确有减轻罪责的作用。对此周作人的心中是明白的。
1962年胡适在台湾去世。周作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还是写了一篇回忆胡适的文章，这篇文章可称得上是绝世精品。他的文章对胡适一句好话也没有讲，而是细致地数出了由胡适帮他出了几本书、几篇文章，得了多少钱，分毛清楚。而且特别说拿某笔钱，买了坟地，埋了母亲、女儿，至今念念不忘，这可能是胡适死后，大陆仅有的一篇纪念文章。看着周作人隐晦的文字、深藏的苦心，我们能看出，其实周作人什么都明白，什么都记得。但在当时情况下，他又确实无话能说。所以，周氏兄弟，还是有一个能对得起胡适的，尽管胡适并未听到。
朱学勤曾有一段概括胡适的话，很是经典：“胡适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现，不世故。仔细想想，这样一个平和的态度，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60年，不是圣人，也是奇迹。胡适的性格，与这一性格生存的60年环境放在一起，才会使人发现，也是一件值得惊讶的事。”
文：易界神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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