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文蔚自述 Paperback – Aug. 1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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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柏文蔚与孙中山的关系
柏文蔚与安徽“二次革命”
柏文蔚与陈独秀、李大钊的交往
1920年4月，柏文蔚把这处房子提供给陈独秀居住，至1922年10月陈搬出，虽仅有短短两年多时间，但这里成为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的起点。“南陈北李”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代表性人物，在后浪推前浪的中国民主革命浪潮中，柏文蔚与他们风云际会，并结下深厚友情，携手奋斗，谱写了一段难忘的篇章
柏文蔚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在辛亥革命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与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并在民主革命的进程中与他们携手前行。
修葺一新的上海市南昌路100弄2号（原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大门 (资料图片)
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
柏文蔚（1876—1947），字烈武，安徽寿县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中国民主革命初期的重要军事将领及政治活动家。
柏文蔚于1900年入安徽武备学堂，1905年入江苏新军，在南京任第九镇三十三标二营管带，秘密加入同盟会，从此成为一名坚定的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党人。辛亥革命爆发后，任第一军军长等军职，立下军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1月15日授柏为陆军左将军加大将军衔。随后，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分别于1912年9月24日、1916年10月8日两次授柏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918年，任靖国川鄂联军前敌总指挥。1922年，任建国军第二军军长。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军长。在民国政府内，1912年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在国民党内，曾多次当选中央执行委员等要职。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柏文蔚因持反蒋立场而被边缘化，逐渐退出权力核心圈，最后仅担任国府委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反对不抵抗主义；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呼吁团结抗日、反对分裂妥协；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主张和平民主。1947年4月26日，柏文蔚在上海病逝。
老渔阳里2号原是国民党元老柏文蔚的私宅，人称“柏公馆”。上海原《卢湾区志》中的一份表格显示，柏文蔚至少从1917年起便寓居在此。
1920年4月，柏文蔚把这处房子提供给陈独秀居住，至1922年10月陈搬出，虽仅有短短两年多时间，但这里成为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的起点。“南陈北李”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代表性人物，在后浪推前浪的中国民主革命浪潮中，柏文蔚与他们风云际会，并结下深厚友情，携手奋斗，谱写了一段难忘的篇章。
从柏公馆到陈独秀寓所
在中共党史的研究中，不少专家学者探讨了中共建党为何在上海、为何在法租界等问题。大多数人或许没有想到的是，中共建党中枢所在地竟然还加入了一位国民党元老的因素。从柏文蔚与陈独秀的长期关系看，从柏公馆到陈独秀寓所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必然的历史渊源。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安庆）人。柏文蔚与他仅相差3岁。1896年，两人同时考中秀才。基于救国救民的共同理想，两人投身于推翻封建帝制的斗争。1902年，陈独秀、柏文蔚等在安庆组织励志学社。1905年，陈独秀组织反清团体岳王会，柏文蔚任南京分会分会长。这是他们相识、相交的开始。辛亥革命成功后，柏文蔚担任安徽省都督时，陈独秀任都督府秘书长，共同为治皖殚精竭虑。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两人又先后流亡日本。
柏文蔚作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拥戴者，前进的步伐止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而陈独秀则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拉开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幕。在随后的岁月中，两人的境遇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深厚友谊。陈独秀1920年从北京到上海后无合适住房，柏文蔚将老渔阳里2号提供给陈使用。
至于柏文蔚在何种情况下，将私宅提供给陈独秀使用，有两种不同说法。许德珩在回忆录《我和陈独秀》中写道，他于1919年冬到上海，等待乘船赴法，接到李大钊电报，委托他替陈独秀找所房子，结果他和张国焘帮忙找到了老渔阳里2号。另一种说法是，柏文蔚此时被委任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长江上游招讨史而离开上海赴任，老渔阳里2号正好空置，于是与柏、陈都熟识的汪孟邹（上海亚东图书馆创办者，1920年陈独秀从北京到上海后曾在亚东图书馆暂住），给陈独秀提出搬至老渔阳里2号的主意。
20世纪90年代，有两本详细描述老渔阳里2号状况的著作：一本是刘凤舞编著的《民国春秋》（第二卷），1996年出版；一本是任建树的专著《陈独秀大传》，1999年出版。两本书中的描述基本相同，因《民国春秋》（共四卷）出版在前，故本文引述第二卷中的一段：“陈独秀仓惶离京，家眷尚在北京，他希望在上海找一安静住所，接来家眷同住，把《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从北京迁来。汪孟邹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柏文蔚在上海的公馆正空着，他被委任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和长江上游招讨使，携眷上任，何不住到那里去？”“于是，陈独秀便在4月份搬进了坐落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 号的柏公馆。这是老式石库门房子，砖木结构，二层楼房，进大门有天井，中间是客堂，陈设沙发4只、椅子数把，壁间挂大理石嵌屏4幅。客堂后有小天井，再后是灶间，有后门通向弄堂。客堂的左边是前、后、中3个厢房。楼上，前面是统厢房，即陈独秀的卧室兼书房，室内陈设有写字台、转椅、大钢床、皮沙发、茶几、缝衣机等。厢房的隔壁是客堂楼，后有晒台，全部建筑面积约140平方米。这就是陈独秀的住处，也是《新青年》编辑部的办公室。”书中对老渔阳里2号当年布局尤其是陈设细节的描述犹如亲见，今天很难从其他资料中得到佐证，但后来国内出版的著作及发表的文章中，仍常引用这段描述文字。
李大钊致函柏文蔚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中共中央指导党在北方的工作。1922年夏到1924年年初，他四度南下上海，为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重大贡献。1922年8月23日，李大钊从北京到达上海。他此行的目的是前往杭州参加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特别会议（史称“西湖会议”）。
8月28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为期3天的中央特别会议，参加者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张太雷、高尚德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共7人，专门就国共合作形式问题展开了讨论。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坚决主张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的合作。会后，李大钊成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中共第一人。
北伐开始后，柏文蔚任国民革命军三十三军军长。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为适应革命形势需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11月8日作出决定，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到汉委员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联席会议组成人员有宋庆龄、孙科、宋子文、何香凝、邓演达、王法勤、唐生智、柏文蔚、蒋作宾、詹大悲、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及鲍罗廷等。经过紧张筹备，联席会议宣布从1927年元旦起正式开始在汉办公，并发布命令：以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大区域作为“京兆区”，定名武汉，并作为国都。
联席会议从1926年12月13日第一次会议到1927年2月21日最后一次扩大联席会议，密集举行27次会议。柏文蔚参加多次，与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共产党人围坐一桌共谋大计。毛泽东参加了最后一次联席扩大会议，柏文蔚亦在座。
在定都武汉的过程中，中共联手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进行了一场复杂的斗争。当时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攻克南昌后，企图迁都南昌，加强自己的势力。1927年1月，蒋介石截留了到达南昌准备前往武汉的部分国民党中央执委和国府委员，宣布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当时，柏文蔚将国民革命军三十三军军部设在有着“鄂东门户”之称的武穴，又在汉口成立三十三军办事处，对局势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27年1月24日，李大钊致函柏文蔚等人，明确指出：“夫国民政府定都何所，中外观瞻所系，岂能朝令夕更，视若儿戏？以今日论，广州为革命根据，武汉为全国中心，不留于广州，必迁于武汉，百思而不可得可以迁移南昌之理由？即介石同志及总司令部亦宜坐镇武汉，今忽轻易的提起移都南昌，致令外交团对我内部频生怀疑，以为我之内部中有危机，不然何以遽弃武汉耶？自移都南昌的消息传入北京，吾党同志骇然莫释。尚望公等力持大计，毅然决计设都武汉，以定人心，而安国本，则党国之幸也！”
如今，李大钊的这封信作为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从中既可以看到当年那场斗争的激烈，也可看到李大钊对柏文蔚的信任。
文：闵大洪（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黄兴、柏文蔚、李烈钧与孙中山交往
相互支持捍卫共和
记黄兴、柏文蔚、李烈钧与孙中山交往
黄兴与柏文蔚交往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不过五年。在交往过程中，虽然在某些政见上有过分歧，但他们之间的思想感情，政治态度还是比较一致的，在推翻清朝反动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等方面，都能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他俩协力同心，为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
晤面沪上 分图宁汉
柏文蔚( 1876-1947)，字烈武，安微寿县人，小于黄兴两岁。1905年，孙中山与黄兴结合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后，特派吴春旸回国组织长江流域同盟会。时在南洋第9镇33标充当队官的柏文蔚，已与赵声等人在南京成立了岳王会南京分会，朝夕研究革命如何进行。吴春旸来，柏即首先领导岳王会全体成员参加。他参加同盟会后，广泛发展学生、士兵入会， “学生士兵闻风加入者千人以上，构成以后革命之良好基础”。1906年，柏因参与筹划谋炸两江总督事泄，逃亡东北，在吉林、奉天等地继续从事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由于东北僻处一隅，柏文蔚虽于1905年加入了同盟会，但至武昌起义前与黄兴没有什幺直接接触。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陈其美电促柏文蔚南下，主持长江流域的起义工作。同月22日，柏从东北到达上海。过了两天，黄兴也从香港抵沪。这时袁世凯指挥的北洋军队正在猛攻汉口，形势异常险恶。南京又为两江总督张人骏、江防会办张勋控制，很不利于革命的发展。黄兴、陈其美、柏文蔚等当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决定克强赴武汉指挥军事，文蔚赴南京规划光复”。柏文蔚赴南京时，黄兴还送了他一支手枪。这是黄兴与柏文蔚直接交往的开始。黄兴指挥的武汉保卫战虽然失利，但有效地保卫了首义之区和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对推进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柏文蔚到南京时，革命党人正在策动第九镇新军起义，两江总督张人骏闻讯，即令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将其全镇官兵开驻秣陵关。柏与原南京革命党人会商光复南京事宜时，他们认为要起义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补充武器弹药；二是争取徐绍桢反正。为此，柏折回上海向总部领回炸弹1200颗，手枪500支，以解决“当务之急”。接着又去秣陵关做徐的策反工作，柏首先陈述了“当前的革命形势，清政府腐败无能，若不将其推翻，中华民族即有亡国之忧，希望徐当即立断，领导全镇成此伟业。”徐知大势所趋，开始倾向革命。柏在秣陵关与徐研究起义计划时，徐认为部队武器弹药困难，应设法解决。柏又回上海向总部领得枪弹十万粒，炮弹三千发，炸弹二千颗，手枪五百支，步枪三千支，现款二十万元，并顺利运到了镇江。但徐绍桢见林述庆已光复镇江，在部分官兵的怂恿下未等柏的枪械弹药运到，即发动了对南京的进攻，结果遭到了失败。徐逃往上海。上海中部同盟会总部为了早日攻克南京，决定组织江浙联军，并推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消息传到镇江，林述庆极力反对徐任总司令。柏为了顺利进攻南京，向林陈以大义，说明利害，并“陈明由上海领得之械弹与现款皆在此，当前重要工作为扩充整编自己军队，否则大敌当前，徒作意气权利之争，智者不为也。”，这样林述庆才打消反对徐出任总司令的念头。联军总司令部成立后，柏文蔚、林述庆经常与徐绍桢一起讨论进攻南京事宜。柏文蔚整编的镇军分为三个支队，第一、二支队由林述庆亲自指挥，沿铁路会攻南京；柏文蔚指挥第三支队，按联军计划，会合徐宝山部渡江直攻浦口。张勋因受联军进攻南京的压力，恐浦口归路被截断，在浦口布置重兵。张本人不敢久居南京，也率众退驻浦口。柏指挥的第三支队与徐宝山部会合后共有三千多人，进攻浦口时，与张勋的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双方死伤都很惨重。张勋以后路遮断大骇，于11月20日夜乘车北逃，浦口为镇军占领。柏文蔚乃以镇军第一镇名义布告安民。张勋逃亡，清军军心动摇，南京很快被联军攻占。
联军入城后，徐绍桢经各军公推为苏军都督。与此同时，苏军都督林述庆的布告也遍贴通衢。因而引起浙军和徐绍桢的反对，几乎发生火并。柏文蔚见此情形，从浦口渡江到南京往见林述庆，说服林取消都督。柏说：“此时何时，乃竟相争，应以徐为都督。”林初不以为然，后经柏力劝，才让出都督。联军方面为了进一步解决林述庆与徐绍桢之间的矛盾，经会议决定推举林为北伐军总司令。南京的光复不仅迅速扭转了因汉阳失守造成的不利形势，而且进一步增强了革命力量，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与黄兴指挥的武汉保卫战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南京光复后，全国已有10余省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革命重心这时已由湖北转移到长江下游。陈其美、程德全、汤寿潜等乃于12月4日约集各省留沪代表举行会议，决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公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由大元帅组织中央临时政府。由于各方意见不一和黄兴坚辞，12月17日各省代表会又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因黎在武昌不能前来主持，大元帅职务由副元帅代行。柏文蔚这时已看出形势的发展对同盟会极为不利，便会同林述庆联合发表通电，欢迎黄兴立即到南京；就任代行大元帅职务，藉以避免革命流产。黄兴在柏文蔚等人的敦促下，本准备待筹到经费，即赴南京组织中央临时政府，但是由沪动身前，突接孙中山来电，知孙不久回国，乃决定等待孙中山回国后再定。这时，“黄兴着意子北伐，推翻清廷。连日与林述庆、柏文蔚议定，攻占黄河以南，屏障即将在南京成立的临时政府并派炸弹队秘密北上，扰乱其后方，相机夺取鲁、豫”。12月25日，孙中山由海外归来，旋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黄兴出任陆军总长，对驻南京的军队进行整编，乃以柏文蔚所统镇军第一镇扩编为第一军。
由于临时政府成立，原已开始的南北和谈一度中止，临时政府准备进行北伐。黄兴以参谋本部名义命令柏文蔚任第一军军长兼任北伐联军总司令，指挥各军向北进攻。当北伐联军进击张勋、倪嗣冲部至安徽固镇时，接到参谋本部电令：“和议复开，停止前进，以待后命。”但柏文蔚为了确保南京临时政府有“稳固地位”，仍旧指挥各军向北推进，很快攻占了军事重镇徐州，清军狼狈逃窜。柏文蔚本欲乘胜追击，经略黄河以北，以便北伐联军“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后因南北。议和即将达成协议，参谋本部“电令停战”，乃止。
1912年2月17日，黄兴连发4电，急召柏文蔚至南京参加军事会议，商讨各省军事布置以及将来袁世凯政府成立后的陆军总长应否由革命党人担任等问题，以便向南北议和会议提出，柏到南京后当即向黄兴汇报了对袁世凯的看法。他认为“袁世凯是不讲信义之人，戊戌政变，他能出卖友人向慈禧告密，我们对他不应相信太过。”黄兴从当时的形势和维护大局出发，对柏文蔚的意见进行了耐心的解释。他说：“革命目的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只要袁世凯承认这种主张，我们就可以将总统让给他。他虽狡猾，也一定可以与我们合作，假如完全靠武力解决，将来鹿死谁手，尚难预料。”黄兴的这一解释虽反映了他对袁世凯抱有幻想，但当时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在内都是这样认识的，这与当时的形势有着密切关系，当然也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软弱性分不开。
军事会议正式开始后，各地方军事代表都提出了各地方保留维持地方治安的军事方案；关于陆军总长问题，各地方军事代表一致主张仍应由黄兴担任。”
南北议和成功，袁世凯窃取了政权，黄兴并未取得陆军总长的职位，而只是给他个南京留守府的留守。袁世凯任命黄兴为留守，不过是借黄兴之手遣散南方革命党人所掌握的军队罢了。柏文蔚当时所统率的第一军驻扎浦口至徐州铁路沿线，控制苏皖两省要道，拥有相当实力。袁世凯对这支部队视为眼中钉，想方设法进行破坏，首先派其亲信持支票一百万元赠柏，表示总统对第一军的慰问；后又派郑汝成劝说柏文蔚做袁的门生，均为柏婉言谢绝。袁世凯对柏收买拉拢不成，便借口经济困难，国库支绌，停发南方革命军的军饷，黄兴为了保存南方革命党人的实力，倡议发行国民捐。南方各军将领无不响应。柏文蔚更是积极支持，并领领衔于5月9日在南京发出通电，“拟请中央颁布减学章程，此间军人当首先实行。”但由于袁世凯的破坏，黄兴的倡议无法实现。
黄兴任留守期间，安徽省内部四分五裂，孙毓筠虽被推为都督，但大通、芜湖、合肥；处军政分府仍然存在，不听孙毓筠指挥，皖事很难统一。黄兴于是命令柏文蔚赴皖调解，柏到皖后；按照黄兴的指示，做了艰苦的调解工作，合肥军政分府的孙 万乘、芜湖军政分府的吴振黄先后通电取消军政分府名义，服从黄留守，只有大通军政分府的黎宗岳置之不理。柏文蔚于是运动黎军中胡聘臣才将黎军瓦解，并用黄兴拨给的十六万元解散军费，改编了黎军，使皖省暂时得到了统一。
柏文蔚改编黎军后回到省城安庆，皖都孙毓筠拿出袁世凯的电报给柏观看，内容是：“孙督准予病假休养，安徽都督着柏文蔚理。”柏当即表示，“南方军事应由黄留守主持决定，不应先向袁世凯请示，尤其津浦路南段军事要，正在整编之时，余决不脱身。”后经孙毓筠再三恳求，柏才答应负责协助。当皖省社会秩序暂时稳定下来后，柏又返回了浦口。柏回浦口后，即到南京拜见黄兴。黄兴这时因留守处财政困穷，无法维持，自动要求撤销正在办理结束手续。柏对黄兴撤销留守府不以为然，当即向黄提出：“留守府撤销时间未免太早，使南方军队失去统一领导，影响很大，是革命基础完全趟失矣。”
黄兴向柏作了详细解释说“不如是不足以表示拥护中央之诚意，现南北既已统一，军队即应遣散。”黄兴的这一解释对柏文蔚是有影响的。因此，在1912年7月1日袁世凯正式任命柏为皖都后，柏也明确向袁表示，要“以裁兵节饷为第一要义。”接着在安徽大量裁兵。据1912年冬陆军部报告：“安徽三万八千，已裁一万二千”，成为当时各省军队最少的一省。柏文蔚领导的“第一军所辖九万余人，经九次之裁并后仅八九千入耳”。但无论是黄兴，还是柏文蔚，主观上都是想保持革命力量、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这次裁兵，实出于万不得已。
战友遇害 同兴讨袁之师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黄兴被选为九理事之一，柏文蔚也被选为三十参议之一，都是国民党的重要骨干。国民党成立后，由于组织扩大，在第一次国会竞选中获得绝对优势。国民党的胜利，严重地威胁着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统治。袁世凯于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宋案发生后，引起了国民党人的强烈不满，群起反对袁世凯的反动统治。但在反袁的策略上，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孙中山主张立即兴师讨袁，发动二次革命。黄兴主张先行法律倒袁，不赞成立即用兵。1913年3月26日，孙中山与国民党要人在上海举行紧急会议，柏文蔚、李烈钧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由于孙中山与黄兴仍然各持己见。黄兴提议：“我们所恃者湘与粤耳，先生电展堂（胡汉民），我电组庵（谭延闽），得了回电再订计划，不为晚也。”旋得胡、谭复电，均不赞成马上起兵讨袁，结果黄兴的主张占了优势。不过黄兴还是要求大家作好军事准备，在迫不得已时讨伐袁贼。柏文蔚当时赞成孙中山的主张，并表示“愿首先在皖发难。”但孙中山未采纳柏的意见，认为“皖省逼近北方，且可拱卫南京，似不宜先动，最好先由广东、湖南、江西各地先行独立：迨袁氏兵力前往，再由皖省腰截，一战可以成功。”
当国民党人内部意见未获统一时，袁世凯却加紧了镇压革命党人的军事部署，次心向南方国民党人发动武力进攻。在袁世凯咄咄逼人的形势下，孙中山于7月上旬又在上海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立即兴师讨袁，命令李烈钧返回江西首举义旗。柏文蔚因“意志消沉，”末参加这次军事会议， “会议指派龚振鹏回安徽策动反袁。龚回皖后，在正阳关召开了军事会议，因内部意见分歧，彼此不能合作，未得任何结果。安徽此时已成为一盘散沙，形势十分危急。李烈钧在江西宣布讨袁独立后，黄兴也赴南京组织讨袁军，宣布讨袁，并被推举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为了解除皖省危险局势，黄兴在南京邀请柏文蔚出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并将安徽讨袁军总司令委任状交给柏文蔚。柏虽然接受了委任状，但向黄兴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说：“袁世凯老奸巨滑，对任何人都无诚意，本党同志们始终抱着与他合作幻想，一误再误，坐失时机，现在方下决心，已经迟了一步，但能有百折不回精神，目前颓势并非绝对不可挽回。首先应统一意见，不能再另有主张。本党同志被袁世凯所收买者大有人在．内部早已分化，应特别注意。其他如军饷之筹措，械弹之补充，给养之供给，皆应在上海统筹办理。”黄兴对柏的建议“全答应”，并立即转告了孙中山。当时南京城内也有反对革命党人兴师讨袁的，如陈茂修、朴健等人即是，后被洪承典、章梓处死，但引起了程德全的不满和反对。柏知其必然破坏讨袁的军事斗争，便立即向黄兴建议，“最好快刀斩乱麻，处程于死，俾免后患，或为人道主义，即行拘禁，否则必坏大事。”对柏的建议非常重视，加强了对程的防范，但由于南京当时比较混乱，程仍然得以逃走，并在苏州发表通电，反对国民党的讨袁斗争，对江苏讨袁军极为不利。
柏文蔚在南京接受委任状后，即赴安徽蚌埠成立了安徽讨袁总司令部。当讨袁军向正阳关一带集中时，安庆发生了兵变。黄兴立即去电，要柏到南京面商军务。柏到南京才知安庆驻军顾琢塘与护理都督祁耿寰不合，派兵围攻督署，祁耿寰只身逃走，刘国栋自任皖督，局势大变。这种局势“若不解决，则皖省以南即为袁所有矣。”向黄兴建议电告芜湖管鹏、范光启等，促龚振鹏就近解决，但发电后始终未得结果。黄兴于是令柏文蔚前往安庆解决皖省纠纷。在此之前，黄兴与柏文蔚、李烈钧等还联名致电袁世凯的政敌岑春煊，决定在南京组织中华民国讨袁军大元帅府，推举岑为大元帅。后来由于二次革命很快失败，黄兴、柏文蔚等人的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柏文蔚在7月下旬回安庆后，原皖省的许多革命党人亦陆续回省，柏立即委以重任，任命龚维鑫为参谋长，代行都督职务；任命管鹏为内务司长，代行民政长职务；其余诸人都分配了重要工作，以便共同捍卫民主共和制度，把反袁斗争进行到底。当袁军倪嗣冲部由颖上向讨袁军发动进攻时，柏文蔚乃赶赴前线督师，以便痛击倪军。正当两军激战之时，柏忽接黄兴密电，谓“大势已去，无能为力，弟已他往，望兄相机引退，留此身以待后用。”在当时的险恶形势下，无法挽回整个战局。他领导的安徽二次革命至此也以失败告终。黄兴柏文蔚等人的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筹款献策 支持护国战争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首先勒令国民党本部开除了黄兴、柏文蔚等人的党籍，接着又悬赏缉拿。黄兴、柏文蔚在国内无法立足；先后逃亡日本东京、长崎。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在日本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心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规定凡参加中华革命党者都必须宣誓服从孙中山一人，并且要在誓约上加盖指姆。上述规定，引起了许多国民党员的不满，黄兴一再提出劝告，孙中山坚持己见，党内出现了严重分歧。为了避免党内纠纷，黄兴决定去美国游历。柏向孙中山也提出了关于党的改组意见，深受孙中山的赞赏，并要柏移居东京来协助他的改组工作，担任中华革命党的军务部长。在此期间，柏为了融洽孙、黄之间的关系，还与李烈钧一起去劝他不要因入党手续而使党遭致分裂，希望他加入中华革命党。但黄兴“表示加入中华革命党要打指姆印，无论如何不能同意。”柏文蔚没有说服黄兴，仍然回到了长崎。柏文蔚回长崎后，从维护党的利益和团结革命同志出发，认为“中华革命党军务部长职务除黄兴外，他人担任皆不相宜。”因此致函孙中山，辞不接受军务部长一职，留待黄兴。从这一件事情上即可看出柏对黄兴是非常敬重的。
当革命党人在国外继续策划倒袁时，袁世凯进一步加强了专翻独裁统治。在镇压二次革命后，野心愈来愈大，由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终身大总统直至预备做皇帝。这时已看出袁世凯称帝的野心，于1915年1月向袁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作为支持他称帝的交换条件。日本灭亡中国二十一条传出后，由未加入中华革命党的革命党人组成的欧事研究会即以国家将亡，民族受辱，强调一致对外，反对日本侵略。2月25日，黄兴与柏文蔚、李烈钧、陈炯明等联合发表通电，一方面对袁政府作了严厉谴责，指出袁氏“空尸共和之名，有过专制之实。……年来内政荒芜，纲纪坠地，国情愈恶，民困愈滋。一言蔽之，只知有私，不知有国。”对于中日交涉，却表示“兴等流离在外，无力回天，遇有大事，与吾徒有关者，亦惟谨守绳墨，使不危及邦家而已。”从通电的整个内容来看，除了反对日本侵略外，还希望袁世凯有所悔改。但到同年5月9日，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后，欧事研究会的成员才重树讨袁旗帜。由原来倒袁的缓进方针一变而为急进方针，这时黄兴与柏文蔚、李烈钧等十七人又于5月2日联名通电，愤怒谴责袁世凯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通电中指出：“当此举国听命，内讧尽熄之时，政府膺四亿同胞付托之重，一味屈让，罔识其条约既成，国命以绝。……今兹结果，实由吾国自始已无死拒之心，而当局尤有不能死拒之势。” 通电向全国表明，欧事研究会再次向袁世凯公开宣战。
袁世凯公开实行帝制复辟后，蔡锷潜离北京，经日本、香港前往云南，发动护国战争。欧事研究会为了从经济上支持这次战争，张继、李根源等向上海外商联系借款二百万元，外商虽答应借款，但声明非黄兴签字不可。张继电告黄兴，黄兴电商孙中山，经孙中山同意，于是电托张孝准代表签名。同时，黄兴又电促柏文蔚、李烈钧等到南洋筹饷，以资接济。李烈钧回云南直接参与护国战争后，唐继尧即委柏为南洋筹款总代表。柏为解决护国战争的经费，作出了重要贡献。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后，仍想窃据据总统职位，并以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名义致电蔡锷，建议停战议和，护国战争有夭折的危险。在这关键时刻，黄兴致电唐绍仪、柏文蔚等人，明确指出：“不去袁逆，国难无已，望力阻调。停，免贻后累。”坚决反对停战议和，一要唐绍仪、柏文蔚等人把反袁斗争进行到底。为了推翻袁世凯的统治，黄兴于1916年5月从美国转到日本，以私人名义借贷日币三百万元，练兵一军，并与日人商妥以柏文蔚任军司令，由黄指定曾继梧，陈复初任师长，赵恒惕任旅长，其余旅、团、营长由湘、皖军人中挑选任用。柏接受黄的委托后，即派林凤游到天津招待曾继梧、赵恒惕及中下级军官六十余人到上海，又决定练兵地点于浙皖交界的泗安一带。当时浙江都督为吕公望，柏化装到杭州与吕接洽，最后商定了驻军地点东至湖州，西至泗安，给养由吕公望派专人代办。柏回上海后，便着手成军的准备工作。后因袁世凯毙命，黄兴才电告柏文蔚停止成军。
同年7月，黄兴回到上海，10月31日因病逝世。黄兴治丧委员会由孙中山领衔组成，柏文蔚参加了治丧委员会，对黄兴之死，表示了沉痛的吊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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