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继慎究竟为什么被杀？

至1930年代, 红军 许继慎究竟为什么被杀？ －－作者：叶孝慎、吴方泽 关于鄂豫皖红军著名将领许继慎被杀，主要涉及第三党（私通投敌）、军阀作风（生活浪漫）、犯上抗命（鸡鸣河会议）和曾扩情的信（离间信）这4大问题。它们相互交叉，彼此影响，是多重量变的叠加，种种渐变的累积。 起因是“第三党”，让人疑心生暗鬼。之后很快就因“军阀作风”的搅和而发酵，特别是受到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的深度排斥。这种深度排斥随即又因曾中生、许继慎为首的群体“犯上抗命”而加剧，一下子由相对孤立的个案转向群体性事件。面对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的变脸，许继慎再无回旋余地，只能在“生存”还是“毁灭”之间作选择。偏在这节骨眼上国民党要员、许继慎的黄埔同学曾扩情派人送来策反信。不仅送来，还连带着更多猫腻一并落到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人的手上，这就铁板钉钉，百口莫辩，终究成了压垮许继慎的最后一根稻草。 关于以上4大问题，到底是烛影斧声还是铁证如山？这需要我们耐下性子，逐一辨析，正本清源。 许继慎与第三党到底有没有关系？ 本来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许继慎师从朱蕴山，是朱蕴山的弟子，而朱蕴山正是第三党的创始人之一。朱蕴山“自动地脱离中国共产党”和“与邓演达、谭平山、章伯钧、李世璋、彭泽民等，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都是在1928年，即许继慎“遭敌通缉，被迫返沪”的同一年。这一次选边对朱蕴山而言很累人：一边，邓演达宣称中共仅“代表纯粹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宜担当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中国亟需“出现一个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第三党”；另一边，中共痛斥第三党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的奸细”，“在反帝国主义运动‘民众运动’之中动摇犹豫妥协”，“勾结张发奎、唐生智、张贞等失意军阀”，“削弱工农反抗国民党的斗争”。朱蕴山顾此失彼，左右为难，最终改旗易帜，跟邓演达、谭平山、陈友仁、唐生智、黄琪翔等站人同一营垒。 有人说朱蕴山介绍许继慎跟“留居上海的安徽名流、北伐时期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常藩侯、柏烈武”等人“取得联系”是在为中共作“统战工作”，这似乎证据不足。倒是有不少疑点让人怀疑许继慎的“交友过广”有涉“不分敌我，消极动摇”。据许继慎的黄埔同学黄雍回忆，许继慎当时与大家一样“和组织的关系都是陷于若有若无的状态”。 黄雍，1900年生，湖南平江人，黄埔一期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随邓演达搞第三党。黄雍在其晚年回忆录中还说：“大家都想在这个混乱的局面中，既不投降蒋介石，也不依靠共产党，自己组织起来另搞一套。这充分反映了当时逃亡在上海的一般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叛徒的心情。” 黄雍所说的这些“逃亡在上海的一般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叛徒”里到底有没有许继慎？他没有明说，没有确指，只是时而用“我们”，时而用“大家”。但原文很长，满满两页纸，里面的“我们”或“大家”明显囊括了许继慎、余洒度、谭平山等人，而杨弘的《周士第將军》一书亦能为之佐证。 军旅作家杨弘根据中央领导审定过的周士第亲笔自传在《周士第将军》中说：“1929年冬天，周士第到了上海，由余洒度介绍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黄埔革命同学会……1930年春，周士第同许继慎也联系上了，他们积极联系黄埔革命同学进行反蒋活动。经常来往的有黄琪翔、谭平山等人。他们共同密谋暗杀蒋介石。”杨弘在他跟陈永阶、何锦州、都爱国等人合写的《周士第》中把话说得更直白：“1930年春，黄埔革命同学会与冯玉祥取得联系，共同开展反蒋斗争。在冯的支持下，解决了活动经费，余洒度、许继慎同周士第商量，拟通过蒋介石的侍从副官蔡劲军暗杀蒋。”那么这样一层关系，当时的中共方面是否知道？回答应该是否定的。至少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否则也不会一接上关系，就派许继慎去鄂豫皖当红一军军长。 说1930年初许继慎跟党重新接上关系的是杨弘。杨弘在他的《周士第将军》里说，1930年春，周士第按照他与许继慎、余洒度的谋划，赴南京策反蒋介石的侍从副官蔡劲军暗杀蒋介石。许继慎和余洒度翘首以待，期待周士第的好消息。周士第给许继慎和余洒度写信，倾诉他的出师不利、进退维谷。结果许的妻子谭冠玉代丈夫给周士第写回信，说“父亲叫你回来”。周士第觉出事有蹊跷，立马打道回府，找到谭冠玉。谭冠玉告诉周士第，许继慎已去苏区，临走前把你给他的信都交给党了，党要我写信叫你回来。 若杨弘所言非虚，周士第、许继慎、谭冠玉之间的确有过若干信件的写与回、读与交，那就等于中共方面在跟许继慎重新接上关系的同时，也了解了许继慎和第三党的关系。当然，这种了解仅限于许继慎主动交出的那些书信所涉及的部分。这些部分可能完整，可能不完整。不过，从许继慎仍被委以重任、派往鄂豫皖出任红一军军长来看，不完整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当时的风声实在太紧。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930年6月）声色俱厉：“党必须加强战斗以赢得群众影响，把矛头对准改组派、对准一个第三党、对准胡适集团，他们打算在强大的革命浪潮的新高涨中挽救中国的反革命势力。”而中共中央则完全拥护，坚决执行，一再保证自己以“反对改组派”为“中国革命消灭国民党统治的整个任务的一部分”。而这个“改组派”，即指“中国现在所有的一切改良派”，包括“汪精卫陈公博们的改组派，陈独秀彭述之们的取消派，邓演达陈启修们的社会民主党”和“谭平山的第三党”。中共中央认为他们“都一样的是专以愚弄中国工农群众的骗子以至破坏工人斗争的法西斯蒂”。 由于许继慎与第三党重要领导人朱蕴山的关系太不一般，所以许继慎“负伤住院”，朱蕴山“经常到医院去看他，在经济上资助他”，所以许继慎才会和余洒度、周士第“积极联系黄埔革命同学进行反蒋活动。经常来往的有黄琪翔、谭平山等人。他们共同密谋暗杀蒋介石”。对此周恩来代表中央找许继慎谈了一次话，让他写一份“申明书”。据郑位三说，中央不仅仅是找许继慎谈了话，而且还“批评”了许继慎，所以许继慎才为此写了“申明书”。 郑位三是黄麻起义的组织者、领导者，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之一。1960年5月19日，郑位三在京接受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调查组专访，在提到许继慎和第三党时，他说：“许继慎在上海时有几个第三党的朋友。许爱嫖、吃，在上海时常找这些朋友借钱，这个情况有人告诉了中央，中央批评了他，他写了申明书（即检讨书）。许派到鄂豫皖后，中央在给鄂豫皖的秘密信中介绍了许的这个情况，许的申明书也在里面，这是鄂豫皖知道第三党这个东西的第一个材料。”郑位三的谈话足以证明中央将许继慎派到鄂豫皖并非特别放心，否则就不会在将许派到鄂豫皖后，又给鄂豫皖党组织写了封密信，介绍许与第三党的关系，并将许的申明书也交给了鄂豫皖党组织。 不幸的是，许继慎并没有完全兑现对中央的承诺，他与第三党依然藕断丝连。或许他当时并不认为第三党是反革命，因为第三党是反对蒋介石的，在他眼里很可能只要反对蒋介石都被认为是他的朋友。于是，1930年许在金家寨一带打游击时，第三党介绍了一个姓吴的来找他，许“委他当参谋”，还跟他“一块玩女人，生活打成一片”。正是这个来历不明的吴参谋，使许继慎再难找到回头路，从而为其惨烈成为鄂豫皖肃反的第一牺牲品作了铺垫。 “军阀土匪习气"的帽子是怎么戴到许继慎头上的？ 毋需讳言，中国工农红军的初创期，存在一些“军阀土匪的习气”，要不然也不会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提出，※※※也不会在1929年12月下旬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上搞一个决议来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那么，曾中生、余笃三、旷继勋、许继慎时期的鄂豫皖红军又是如何呢？ 据文献记载，1929年12月17日至1930年2月19日前，郭述申（又名郭树勋）代表中央巡视河南，又在商城发现“县城已被三十二师占领了5天”，但“我们军队（红军）所表现的没有纪律和土匪式的行动，深深的给一般群众不好印象”。首先是“司令部闹得乌烟瘴气”，“自由往来”的不是“一般流氓”就是“成天挂着红军徽章在到处耀武扬威”的“反动势力的爪牙”；其次是师参谋长在办公室里“吞云喷雾”，“吸食大烟”；最后是师委常委“在农村奸诱农村妇女，士兵非常不满意，因为士兵犯了受处分，上级犯了，一点处分也没有”。 这些现象恰是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方英等所不屑的。尤其是陈昌浩、沈泽民和方英，他们少年气盛，刚从苏联回来，特别见不得一切有悖“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化”的丑陋现象。于是由他们主导，1931年6月28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政治决议案》，就“特别指出一部分红军干部及战士对妇女的不正确的关系是极严重的错误行为，这种行为要引导到红军中脱离群众，应当严格纠正，并且指出党的组织特别是红军中負责同志，对于这种行为不加纠正，是政治上严重错误，以后同志中犯此种错误者，应照行党的纪律范围以外的制裁”。 请注意，这里所谓的“对妇女的不正确的关系”已被上升到“政治上严重错误”。有犯者，将“照行党的纪律范围以外的制裁”。换言之，“对妇女的不正确的关系”不再是什么有伤风化的生活问题，而是等同于“严重错误”的政治问题；“制裁”手段也相应超越“党的纪律范围”，“照行”更为严厉的戒条。 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张国焘在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总结报告》中，也就特别强调：“反对不正确的两性关系，对妇女昏乱行动，特别是红军中负责同志首先改正去影响士兵。” 然而，时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皖西北特委书记的方英还是对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没有对许继慎、曾中生、余笃三、旷继勋等人的“不良倾向”进行“无情的斗争”不满。他尤其耿耿于怀的是扩大会议“仅很空洞地提出改造红军之空洞口号”，而不实际解决在他看来“非常普遍”、“非常严重”的“性的问题”。所以1931年7月1日，他上书中央，举报“在扩大会时，泽民同志提议组织‘审查此问题’，在常委中虽然收集了很大材料，但国焘同志不同意此种小题大做，所以没有通过。” 方英在他的报告中特别提到的红十二师，恰是许继慎的部队，许继慎时任红十二师师长。陈昌浩、沈泽民、方英等人一致认为许继慎的部下之所以胡来，犯有“对妇女昏乱行动”，首先就因为那个带兵的“高级将领”、“红军中负责同志”，出了问题。于是，他们的公开指责，就在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形成了让许继慎狼狈的局面。 《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婚姻问题决议案》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紧赶着出台，并正式写上：“目前苏区男女关系”要“走入正轨”，苏区的党、政府和军队，必须坚决“反对苏维埃政府下工作人员过浪漫的恋爱生活，来妨碍革命工作的倾向”。同时，上述婚姻问题决议案第9条还明文规定：“任何男女凡与未满17岁的男女性交，一切受法律制裁。” 为此，许继慎在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表态，说自己“原是党龄较老的党员，只因打了几年游击，就染有土匪习气，今后将彻底改正错误”，也是可取的。至于他事后对张国焘说“将改正错误”，曾中生亦说“赞成大会各项决议，愿意忠实执行”，也都应该得到正面评价。 问题是，许继慎没有完全兑现他的承诺，彻底改正自己生活浪漫的行为，而是在尚未离婚的发妻汪贤清随军、第二任妻子谭冠玉仍在上海由中央照料的情况下，又与红十二师政治部秘书王望春同居了。以至于陈昌浩后来在红四方面军彭杨军事学校作报告时，指责许继慎打下英山后“每天在熊公馆大吃大喝，找小老婆”。 在许继慎看来是“生活浪漫”的行为，在沈泽民看来就是“侮辱妇女”。那些有生活问题的肃反对象在沈泽民眼里不可能不罪加一等，因而沈泽民后来全力支持张国焘打击“生活浪漫”的许继慎也就不奇怪了。而且沈泽民在一份肃反总结中，直接将“侮辱妇女”说成是第三党反动分子的行为，甚至还把“侮辱妇女”也当成肃反要打击的一种现象，足见沈泽民对生活作风问题厌恶到什么程度。 许继慎参与犯上抗命是否触犯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前面已经说过，许继慎的犯上抗命是一个节点，正是在这个节点上，这个相对孤立的个案转向群体性事件，许继慎最后失却了回旋余地，并导致沈泽民在给中央的肃反报告中，把“军事上故意违反命令”也列入“那些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等反动分子”的罪状。 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曾中生、许继慎等“在军事上故意违反命令”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初始在于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军将领之间在红四军发展方向上的分歧。当时，战乱频仍，破坏严重；加上江河横溢，数百年一遇的特大水灾殃及整个江淮流域，鄂豫皖苏区首当其冲，大片田地被淹、抛荒，进一步加剧当地军民的饥寒交迫、饔飧不继。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就发出《粮食问题决议案》等一系列文件，发动农民群众生产自救、广种薄收，踊跃参加粮食运动周，争取每亩耕地都能播下种、栽上秧。不久，夏粮渐熟，丰收在望，苏区周边的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图谋不轨，蠢蠢欲动，妄想窜犯苏区抢粮。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跟红四军高层商量，希望红军主力协防保粮，不远离苏区作战。但曾中生、余笃三、许继慎等人拥兵自重，一味强调苏区经济困难，全军士气低落，只有坚决打出去，挥师南下，向外扩张，才能稳住阵脚，根本解决给养问题。这一来，沈泽民不乐意了。他在1931年6月的分局扩大会议上与曾中生、余笃三、许继慎等人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这一场激辩，虽“以多数意见表决”通过了南下动议，张国焘亦投“赞成”票。但张国焘的“赞成”有两个先决条件：其一是红四军主力一旦攻下英山，即东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威吓南京”，以敲山震虎来帮助中央红军反围剿；其二是“这一行动以一月为期”，限期一到马上班师，保卫秋收。 不承想，张国焘要的是量力而行，见好就收；红四军高层要的是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于是，英山被拿下后，曾中生、余笃三、许继慎等人随即变卦，擅自决定继续向南，再占蕲水，俨然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消息传回新集，沈泽民、陈昌浩、蔡申熙等“中央分局和军委会两机构的委员们”，齐聚张国焘的病榻（时值张国焘“下痢不止，而又呕吐”，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一职交由沈泽民代理）前，紧急商讨红四军的“冒险的行为”。蔡申熙首先说明，在国民党重兵监视之下，偷渡长江是冒险的行为；即使偷渡成功，在江南孤军也难展开，而且要再渡江北返，则更困难。这种举动显然违背了原定计划。他判定曾中生之所以坚持这种错误主张，是立三路线在作怪，也是别有用心的。他追悔曾保荐曾中生、许继慎等人担任要职，以致发生这次严重的抗命事件。他提议派陈昌浩去接替曾中生政治委员的职务，并纠正他的错误行为。 在张国焘的上述回忆中，至少有3点值得注意：一是蔡申熙在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后曾为曾中生和许继慎缓颊，说了好话，保举他们留任要职；二是蔡申熙对自己保举曾、许留任要职有了悔意，认为正是他的保举导致了曾、许的屡教不改、犯上抗命；三是最先提出派陈昌浩去接替曾中生担任红四军政委的是蔡申熙，不是张国焘，也不是沈泽民。 蔡申熙的“提议”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一致赞同。8月27日，沈泽民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致信红四军高层，严厉指责他们“放弃援助中央苏区，抗拒分局指示，放弃后方赤区，给敌人以良机紧攻中央苏区，给敌人以可能扰乱后方赤区与秋收，使后方200万群众不能安全秋收”。 曾中生却于9月4日在鸡鸣河主持召开红四军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让更多的中下级军官跟他和许继慎等人一起公开反对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军事委员会的意见。他们不顾吴焕先（时任红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等少数人的反对，依靠多数通过了《申明书》，斥责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左倾”、“空想”、“夸大狂”、“纸上谈兵”，而且广为散发，一直下发到皖西的地方党组织和非党组织中，其性质明显不是“党指挥枪”，而是“枪指挥党”。 当时的中共中央几任领导人虽然都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但在“党指挥枪”这个原则问题上谁也没有含糊过。因为我们党从来就反对“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所以193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强调指出：“执行上级机关、指挥员与政治委员的命令是每一个党员团员第一步的基本任务（自然公开反革命的命令除外）。不执行命令，批评这种命令和行动计划，批评上级指挥员的战略，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同一个决议，在后面的措辞更为严厉：“各级政治委员，不但有权力停止各部队中党部所通过的削弱红军战斗力与纪律的决议，并且有权力解散该支部以及开除支部中个别同志的党籍。即红军以外的党部，亦不允许在公开会议或公开文件中批评红军指挥部的行动计划和策略。” 曾中生、许继慎等人组织召开的鸡鸣河会议、给中央分局上报的《申明书》，显然触犯了中央的这个决议，这不能不激起中共中央的强烈反弹。于是在1931年11月3日给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中，中共中央断然指出：“在组织上四军违抗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自由的更改军事计划，拒绝中央分局的正确指示，召集非党会议来反抗中央局的决议，印发中央局的决议到地方党部及军队中下级党部去，并且不经中（央）局直接向中央报告，企图蒙蔽中央，是严重的反党的错误。这种错误非但是布尔什维克党所不能允许，而且是污辱了工农红军中的政治工作的光荣。” 什么是“工农红军中的政治工作的光荣”？就是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党的话、跟党走”；就是要“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本色”。 那么，幸存的当事人后来又是如何看待鸡鸣河会议“污辱了工农红军中的政治工作的光荣”的呢？我们在徐向前、倪志亮的《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中读到了如下文字－－“当时军部在组织上确有反抗分局命令的现象，对分局的命令如有不同意见，可以由军部向分局提出，不应召集支书、指导员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反对执行分局命令的讨论，这在军事组织上是不允许的。” 晚年徐向前又将鸡鸣河会议的来龙去脉写入他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并重申：“鸡鸣河会议，在军事行动方针上坚持正确意见，无可非议，但从组织原则上来看，毕竟是下级组织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反对上级组织的指示，这是不妥当的。” 徐向前的回忆还让我们清楚看到，鸡鸣河会议后，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及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等人与红四军高层及曾中生、余笃三、许继慎等人之间的矛盾再无调和余地。既然双方都已撕破脸，既然原本存在于领导人之间的、零星的、局部的、随机的争辩已经演变成为公开的、大面积的、有组织的犯上抗命，从而严重威胁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以及张国焘的个人权威，那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以及张国焘本人除了采纳蔡申熙的“提议”、随即派陈昌浩去接替曾中生政治委员的职务也就别无良策。 有人说，中央1931年11月3日的来信只是一个“批复”，且含糊其辞”，只有“一句话”，说许继慎“关系复杂，应予彻底查究”。这跟实际情况不符。第一，1931年11月3日，中央给了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一封信，并非一个“批复”。第二，中央的信长达3000多字，不是“含糊其辞的一句话”。第三，中央的信在特意加密的第三点中说到了“几个人的问题”，其中包括许继慎的疑点，但亦非“含糊其辞的一句话”，而是很明确的一整段：“许继慎，中央除得到你们的报告外，并得到情报说：‘改组派曾声称如北伐军到达两湖，许继慎部即可响应’。又许曾致信王保需担保释放其父（被我们逮捕的土豪）。据此，中央局对许应作严厉的考查。” 什么是压垮许继慎的最后一根稻草？ 正是中央提供的“改组派曾声称如北伐军到达两湖，许继慎部即可响应”的“情报”，成了压垮许继慎的最后一根稻草。 迄今为止，我们尚不曾见人解读过“改组派曾声称如北伐军到达两湖，许继慎部即可响应”一说。殊不知，这一说正是破解许案谜团的密钥。因为中央提供的那份“情报”，恰与许继慎被抓后的“交待”对上了。这“交待”就是许继慎“由上海被派来鄂豫皖边区打游击的时候”，第三党方面“曾向他表示，现在奉着中共的命令去搞军队打游击是可以”的。将来“可以带着军队投靠过来”，再与第三党“合作”。后来，许继慎“在金家寨一带打游击搞成一个局面”，第三党便“介绍”了一个吴某来。许继慎“委他当参谋。他们彼此嗜好相同，一块玩女人，生活打成一片”。 关于第三党来找许继慎，1931年8月20日曾中生执笔，徐向前、刘士奇（时任红四军军政治部主任）联署的《关于红四军情况及行動方向的意见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打下英山后，有名钟蜀武者，自称来找许继慎的，经过我们秘密审讯以后，他说名义上是从南京政府派来运动许继慎倒戈，实际上他是第三党，受邓演达之命来找许继慎的。”钟蜀武者，字灼元，又名钟俊，四川新都人，黄埔五期生（曾扩情在他的《黄埔同学会始末》中说钟蜀武是“黄埔第六期同学”，系误记）。曾扩情说钟俊是他的信使；曾中生、徐向前、刘士奇则说他是第三党，由“共产党员袁镜铭、刘庭杰两人介绍”，在上海“加入余洒度所主办之黄埔革命同学会”。曾扩情说他派钟俊，送信给许继慎，是要“争取”许“回到蒋介石领导下”；曾中生、徐向前、刘士奇则说钟俊“名义上是从南京政府派来运动许继慎倒戈，实际上他是第三党，受邓演达之命来找许继慎”。 当时，红四军三巨头，一曾（中生）、二徐（向前）、三刘（士奇），在“秘密审讯”了钟俊之后又“严重警告”许继慎，要他高度重视“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万不可放任自流、掉以轻心。但曾、徐、刘的“严重警告”在许继慎眼里可能抵不过黄埔同学的情谊，更何况叫钟俊来联络他的“第三党”与共产党一样也是反蒋的，于是“还在密禁着”的黄埔同学钟俊，终被许继慎放跑，并没有“解到中央分局去，由中央分局去处办”。以致钟俊竟然一直活到了1955年，陈昌浩直至这一年6月7日还意外收到我军总政保卫部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到“被俘少将高参钟俊的口供中有主谋策反许继慎叛变一事”。 我们相信许继慎是坚决反蒋的。如果钟俊确是“蒋介石派来的侦探”，将封许继慎“为暂编第十四军军长”，“并许大洋30万元，准备将英勇武装同志牺牲流血换来的红四军拖到武穴去消灭，去缴枪，扯起青天白日的旗帜”；还有什么“老早武穴有3只大兵舰送洋钱等候，并准备徐、夏军队夹击”。那许继慎一定会拍案怒起，一枪崩了他。问题是钟俊“名义上是从南京政府派来运动许继慎倒戈，实际上他是第三党，受邓演达之命来找许继慎的”。这就大不一样，第三党跟许继慎是有联系的。无论曾中生、徐向前、刘士奇如何“严重警告”，许继慎还是抹不开面子，下不了手。 钟俊终究被许继慎“出一个假布告”给放跑了。他这一放跑，不只是害苦了自己，还连累了曾中生。曾中生要是有一点预感，事先料到许继慎会用假布告谎称钟俊“现已执行枪毙”，其实私下“放他走了，并给有信和路费路单”，他是绝不会跟徐向前、刘士奇一起，将钟俊“交许枪毙”的。同理，曾中生要是预知曾扩情还有信来，且1931年9月19日再来的曾信会先到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手里从而形成大的误读，应该也不会随便把许继慎交给他和徐向前、刘士奇的那一封信原封不动地“转送分局处理”。 其实，误读那些信件的还不只是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我们以为，最大的误读来自当今史学界。当今史学界不乏有人把1931年8月20日曾中生、徐向前、刘士奇“转送分局处理”的那一封信，跟曾扩情1931年9月19日写给许继慎的信搞混了。实际情况是，曾扩情“派遣特务任廉洁和钟梅桥携带他的亲笔书信到英山找许继慎”时，许继慎已不可能将那两人逮捕“押送军部”。因为在曾扩情写信之前的9月13日，“在余子店（今河南省商城县境内），陈昌浩带领保卫局的一些人突然将许继慎等逮捕，先行押送到白雀园”。 那么，曾扩情9月19日的信究竟是何时送达苏区的呢？我们可以看1932年1月18日出版的鄂豫皖中央分局机关报《红旗周报》“肃反专刊”。专刊上詳尽刊登了张国焘在白雀园临时革命法庭上审问任廉洁（此人自称陕西人氏，时年19岁，黄埔六期生，黄埔同学会总务科一科科长）的记录。当时张国焘问：“你是几时来的？”任廉洁答：“阳历九月廿多号同钟梅桥一路来的。”既然任廉洁二十几日才跟钟梅桥一起来送信，也不是跟钟俊一起作蒋介石的“全权代表”，那就足以证明此信跟许继慎毫无关系，可能在第一时间里收读这封信的不仅不是许继慎，反倒是正在审查许继慎的“保卫局的一些人”，乃至其身后的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等。 “离间信”的说法应该就是这么来的。因为《红旗周报》“肃反专刊”在全文披露曾扩情9月19日的信时加了个编者按，坦陈道：“许继慎加入反动派是最后才发现的，未发现以前中央分局只感觉他政治路线的错误，未丝毫怀疑他是反动派－－而且是反动派首领。”看来，反动派的“离间”实在是太成功了。问题是，成功“离间”的前提，必须是确保用于“离间”的那一封信，准确无误地传递至意图“离间”的对方手中。那么，曾扩情又是如何未卜先知，料定许继慎必将在9月19日之前被捕从而保证他派人送的信，只能落入专管肃反的鄂豫皖保卫局及其身后的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等人手中呢？我们不得而知。持“离间”说法的国民党特务冷欣并非当事人，对此应该也像我们一样茫然。所以，有关曾信的定性，我们更同意姚金果及其合作者的剖析：“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方面确实动过策反许继慎的念头，并作了一些尝试。此事并不像后来国民党特务冷欣亲口对陈毅吹嘘的那样：‘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因为曾扩情写信的目的，并不在除掉许继慎，而在于策反，但结果却使许继慎遭到杀害。” 综上所述，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对于许继慎问题的认识，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这就是：许继慎早在上海就跟第三党有“来往”－－许继慎“被派来鄂豫皖边区打游击”前即向第三党许诺，“北伐军到达两湖，许继慎部即可响应”－－许继慎在鄂豫皖“搞成一个局面的时候”，把第三党派来的人安插在自己身边“当参谋”－－之后，“南京政府”派钟俊来“运动许继慎倒戈”，实际上“受邓演达之命来找许继慎”谈合作－－许继慎明知中共中央将邓演达及其领导下的第三党视为“专以愚弄中国工农群众的骗子以至破坏工人斗争的法西斯蒂”，却仍“出一个假布告”，说钟俊“已执行枪毙”，其实偷偷“放他走了，并给有信和路费路单”－－再后，曾扩情代表“南京政府”又派钟俊送信，钟俊找胞弟钟梅桥和任廉洁代劳，替他跑腿，携带曾扩情的“亲笔书信到英山找许继慎”－－结果被保卫局抓捕，并缴获了亲笔信。这就成了许继慎通敌的“铁证”。有了这样一个逻辑链条，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许继慎纵然浑身是嘴，恐怕也难辩明自己不是反革命。 日本侵略中国后，大敌当前，一致对外，原第三党的那些领袖们，便成为中共极力争取和紧密团结的对象及朋友，而许继慎过去与第三党的关系也就不再是“通敌”关系了。于是，1945年七大时，党中央为许继慎平反昭雪，恢复他的党籍，追认他为革命烈士。他的名字被排在《革命烈士英名录》第一册第一分册的第一名；1955年党中央又做出《恢复许继慎等同志党籍、名誉决议案》；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正式确立许继慎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3位军事家之一。 不过，许继慎的曾孙许挺在《走向阳光的红色家族》里写了这样一句值得玩味的话：“面对那些党史专家近乎完美的描述，我感到不安，曾祖父是一个平凡的人，在处理他与他的同事的关系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转自《老衲读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