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侯(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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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汪孟邹先生

王凡西

（写作日期不详）

编者朱正按：

　　王凡西（1907-2002），1925 年在北京大学求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1928 年在苏联学习时接受托洛茨基的影响成为托派，因此被开除党籍。1931 年起成为陈独秀领导的中国托派统一组织的领导人之一。1949 年起流寓海外。所著《双山回忆录》列入东方出版社“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出版（2004 年）。
　　汪孟邹是我国著名出版家，亚东图书馆的创办人。
　　本篇是作者写在20×25 的直行稿纸上，并作了一些增删修改。前篇写了九页（实际上八页半）；后面同题另稿写了四页（实际上三页半），并在稿末空白处写了几句话：

春兄：
　　晨发一函，谅达。今天匆匆写成这篇小文，因为许多话不能说，写得毫无光彩。发表当不可能，让你一读算了。

宇 十二日

　　这里“春兄”指收信人、作者的朋友楼子春（楼国华、一丁），信末未署年月。果然这一篇在作者生前没有能够发表。后来楼子春先生将它连同作者其它一些文字寄交我。现在即据以录入发表。

图片：1942年王凡西与妻子马裕生在上海

　　“人生七十古来稀”。汪孟邹先生以七十高龄离开了这个世界，应该算是应分地安息了。然而，他的噩耗还是引起了他朋友们深深的哀悼。汪先生不曾退休养老，亡故在他服务的岗位上是一个原因；他始终走在时代之前，永远与年青人为伍，以致让人觉得他迄未老去，乃是另一个，也是更大的一个原因。

　　这位永不言老的老人，这位中国新书业的先锋，这位被茅盾称之为“始终站在时代前面”的“书贾”，实在是值得识与不识的年青人追念与矜惜的。

　　为公为私，我这个曾有机缘与先生交游了二十年的后死者，不得不用拙劣的文字，为他留下一些印象。

受陈独秀引荐，我与亚东图书馆主人结识

　　认识孟邹先生是在一九三五年。那时我从苏州的牢狱出来未及一年，住在上海静安寺路一间小弄堂的亭子间里，生活困顿之极。有天早上，郑超麟夫人来看我，她刚从南京探望了独秀先生回来，给我送来了两封信。一封是独秀给我的，一封是要我送给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的，是封介绍信。那时候，全国的抗日情绪是越来越高了。杂志报章，新出书刊，几无一不以御侮及提高民族意识为中心题材。亚东书店也就想出版这一类书。孟邹先生拟请当时被关在南京狱里的陈先生主编一部丛书，独秀那时正忙着写他的文字学，同时也因为环境关系，不能担任，就介绍了我，因此我认识了汪先生。

　　亚东图书馆的门市部，当时新从五马路的两开间搬到四马路的单间门面，我是在那间新店面的阁楼上第一次会见了汪先生的。一见面，他给了我一个特别的印象：异常清癯，根本不生胡须，面带病容，然而语音高亢，笑声爽朗，显出了他精神和身体上的健康；衣服十分朴素，然而整洁非常，阁楼极小，仅仅容得一张写字台和两把椅子。写字台周围又堆满了书刊，但是被他处理得十分整齐干净，让人一眼就看出来，没有一件东西是随便乱放了的；桌子给揩抹得纤尘不染，上面有一个算盘，一只烟灰碟，一支削得尖尖的铅笔，被安置在它们应放的地方……

　　汪先生坐在书桌面前的椅子里，我坐在书桌横头。他看了介绍信。仲甫先生在信上写着我是他的学生（其实严格说并不是，我进北大时，陈先生早已走了）。又说，他能做的我都能做（这对我实在是意外的荣宠，仲甫先生的意思原只想在汪先生的心中造成一点好印象。因为是老朋友了，他深知道汪先生的怪脾气：对人是“迷信”的，尤其对独秀；当他信托一个人时，决不相信第二人；为使“老板”能接受他的代表起见，所以不得不将代表人说得过分一点）。固然，这封介绍信造成了很深印象，他非常欢迎我的合作。我们谈了几个钟头的话，谈到中午，他便邀我到书店隔壁的一家徽州馆去吃了一餐不算俭啬的饭。

　　那次谈话有了结果，他要我主编一部名为“民族英雄故事”的小丛书，每册一二万字，计划把中外古今于民族独立有过贡献的名人，都包含在内，每人一册。他要我先写一个计划，拿给仲甫先生和陶行知先生看看。

　　这部丛书没有出成功，经过是这样的：我写了计划，将应写的“民族英雄”拟了一张名单。为了生意经，一时也因为没有立下明确的“英雄”标准，以致在外国部分中，把法国的拿破仑和日本的伊藤博文放在里面。汪先生很赞成这名单，他拿给陶先生和高语罕先生看了，亦无异议；于是寄给仲甫先生，回信却出乎意外，他火气腾腾地将我这个草拟者骂了一顿，原因就为了上述那两个外国“英雄”的名字。他认为：斯二人均系民贼而决不是民族英雄，他主张以罗伯斯比尔代替拿破仑，以西乡隆盛代替伊藤。仲甫先生是骂得对的，——至少站在不是纯粹的民族立场而站在社会革命立场应作如是观。我同意陈先生的修改。

　　丛书原可以出版了；但因为陶先生邀请的一些作家没有工夫写，后来陶先生本人又离了上海，这计划就此流了产。书没有出成，可是我和汪先生的关系却继续下去，而且日益接近了。

受汪先生之托编译披露莫斯科审判真相资料

　　正在那时候，国际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苏联由斯大林主持的一连串清党。自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基洛夫被刺以后，愈来愈叫人惊异的审判和枪杀，前后相继地在苏联发生。一九三五年一月齐诺维也夫与加明尼夫等十九名党政要人被以“恢复资本主义”的罪名审讯服刑，接着是加明尼夫等二次受审；一九三六年夏天高尔基被毒死，八月间齐诺维也夫等十六人再经审判后，全体报告遭到枪决；一九三七年一月间，拉迪克等十七人受审，十三人被处决。这些大事的轰动程度，在具有国际知识的人士中，是比日本的逐渐侵略中国更加巨大的，而汪先生则是此种人士之一。

　　人所共知，孟邹先生是不问政治的。他始终以一个“书贾”自居，而且也实实在在能固守着这个商人的界线（这些事我们在后面将要谈及）。然而，我们也有理由说，他是顶顶关心政治的。他以最高兴趣注视着国内外每日发生的大事件，加以思考，研究，分析，且与朋友们作不倦的探讨。他这种对时事的兴趣是绝对无私的，因为他于本行之外从不兼营“副业”，即使在敌伪及抗日胜利之初，上海的投机事业达到空前猖狂的程度，他也不屑一顾，所以他的研究时事决不是为了预测行情的涨落，像普通商人一样，其兴趣是纯粹出于一个人民或世界公民的立场，出于他对全人类情况的关切，出于他对现社会中所进行的善恶斗争的留心，而在下意识里与他的内心深处，则是由于他的深厚的悲悯，由于他非常强烈的正义感。

　　莫斯科审判案对于汪先生恰如晴天霹雳。和全世界一切进步人士一样，他以惶惑、震惊、痛苦来接受了这一个“突发”事件。汪先生实在是一个苏联之友，自从这个新型国家出现在历史上的第一天起，他就以很大希望和同情向往了她的。对于创造此一国家的那些人，自列宁、托洛茨基以下的全体布尔雪维克领袖，他是虔诚崇拜的。可是今天，莫斯科传来了消息，说那些列宁的战友和学生，那些为他一向最尊敬的伟大人们，竟是存心“恢复资本主义”“与希特勒及日皇联盟”的“暗杀凶手”和“法西斯间谍”，这在孟邹先生看来是比《封神榜》里的故事更难相信的；但是，消息继续传来，说这些荒唐罪名，竟被他素所崇敬的人物亲自在大庭广众间承认了，认罪了，而且以“忏悔和感激心情”接受了极刑的判决，因而“从容”死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怀疑，他痛苦，他急需要了解，他和所有的朋友去讨论这件事情的密秘。结果，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之下，他老先生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白热的愤怒代替了初期疑惑，他决定要尽点微力，要把这个真相，借着他小规模的出版机构，用文字来告诉中国的读者。

　　他决定要写两本小书，一本是《莫斯科审判的国际舆论》，另一本是《莫斯科审判的真相》。我自然是乐于接受这个委托的。在一九三七年之初，我从外国的进步报刊上搜集了一二十篇关于此案的文字，加以编译。交了稿，正预备着手写第二本的时候，不幸我又被国民党政府捕了去。不过后来《莫斯科审判案的真相》还是出了版，那是由我的朋友陈其昌写成的。其昌接着还翻译了托洛茨基为此案而写的一篇文章：《我赌我的生命》，也由汪先生拿来出版。

孤岛半年朝夕相处

　　再见汪先生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天。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下我被放出了南京的国民党监狱，搭了末班的难民车，在津浦、陇海、京汉铁路上绕了个大圈子，在武昌找到了独秀先生，作了他家里的短期住客，就取道香港回到日军包围的“孤岛”上海。从此便开始了我和汪先生的第二期来往。发生了他与我之间更密切的合作，因而使我对这位老人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与更大的敬意。

　　回到了上海，为生活，我立刻替一家小书店翻译法国马尔劳所著的小说《征服者》。妻子那时是和大群亲戚逃难来沪的，大小十五人，拥塞在一间阴暗的厢房里，我便是以第十六名住客的资格加入了这个难民群，也就在这环境里进行着翻译工作。汪先生看见了这个情形，邀我到他在西藏路的编辑所去写作（那时他在四马路的门市部已经结束了）。过后不久，又见我来往辛苦，就索性叫我住食在他那里。晚间无事，我们总是古今中外地乱谈一阵，这日子大约延长了半年余。那长时期的闲聊让我观察了汪先生很有趣味的私生活，也让我更多知道了这位阅尽新书业沧桑的老人的生平。

　　现在，就让我们来拉杂地记记这些事。

　　孟邹先生字耕野，安徽绩溪人。一八七八年生于一个拥有小量土地的书香家庭。父母早故。兄希贤，曾肄业于南京水师学堂。与柏烈武及章士钊等人为友。但他不曾做得多少事业，去世相当早。先生十几岁时，家庭情况已颇见败落，而当时国内形势则越来越激荡，清廷腐败，外侮日急，所以他完全无意于举业。戊戌变法前夜的空气，早已达到了皖南山乡。在那时的年轻人的脑子里，科学救国思想是颇为流行的。汪先生当然受了它的影响。不过他没有他大哥的幸运，读了几年私塾之后，却无法进入任何新式学校去让自己学习科学。家庭负担过早地落在他的肩上，一个未曾充分成长的人就被逼为自己与家人的生活打算了。皖南人是善商出名的，茶、米、饮食诸业中出了不少巨子，经营典当更是他们的专长。可是汪先生对这些生意完全不感兴趣。他要把思想抱负和生活之道联合起来。几经思考，他便决定开小书店。家里还剩得有一点田地，他拿来抵押给本乡一个财主，借了五十块银元，另外再拼拼凑凑居然在芜湖开成了一家小书店，取名“科学图书社”。这是孟邹先生从事出版事业的起点。开店的年代曾经听他说过，可惜忘了，大概总是在十九世纪临完的数年中罢。“科学图”（芜湖人一直是这样称呼那书店的）自己并不出什么书，主要是代售上海新出版的书册。不过不久之后，它就具有了更大的作用：成了安徽革命党人的聚会之所。继且变成新思想运动的中心了。经营书业，很自然地会跟文化人发生关系，去世的希贤先生又交游颇广，此时都和孟邹先生来往了。汪先生和陈独秀先生缔交，也是在那时候开始的。这家新书铺如何成为当时皖省新人物的活动之所，我不能详述，也不想琐叙。有两件事我觉得颇具典型性。第一，想往日本去读书的年轻人，如果是激进一点的，大多先到这里来住几天，打听点必要的事情，熟悉些为放洋所必需的知识。这些人的辫子，也大多在书店里偷偷剪去，再请人做了假辫子佩戴；第二，在一九〇四年，即在辛亥革命之前七年，五四运动之前十五年，这家书店竟出版了《安徽俗话报》，鼓吹科学，破除迷信，主编恰好就是陈独秀。

亚东主人与新文化运动

　　知道汪孟邹这个名字的人大概不多，但知道亚东图书馆的可能还不太少。汪孟邹便是“亚东”主人。亚东这家小书店从来不曾发达过，可存在的时间很长（前后大约四十多年），对新文化新思想运动的贡献也着实不小。

　　亚东最容易叫人联想起来的是它出版的标点本古典小说。这工作是汪孟邹的侄子汪原放干的，其成绩曾得过鲁迅的称赞，确实做得谨慎细致。其次，亚东之所以出名，因为五四运动中几个主要人物的著作是由它出版的。其中最著名的有陈独秀、胡适之、陶孟和等人的《文存》，以及俞平伯、汪静之等人的新诗。《新青年》杂志名义上系群益书局出版，实则是汪孟邹请群益代出的，印校工作大半由亚东同人担任，所以后来《新青年》的合订本主权还是属于亚东的。

　　亚东和五四运动有密切关系，直接原因是汪孟邹和陈、胡二人有交情。陈独秀是他自小好友，胡适之则是他的小同乡（绩溪）。当胡氏在沪上读书时，曾受过汪孟邹的照拂，陈、胡相识，还是他作的介绍人。但若因此我们说，汪孟邹所以把亚东奉献给新文化运动完全因为这点私人关系，那是不公平的。凭着孟邹先生的见解和气质，他都有做文化战士的资格和趋向。在书店同业中他以“怪”见称，郑振铎说他是“市廛之侠”，茅盾在一篇文章里曾谈到汪孟邹的“永远跑在时代前头”。……这些印象和评语，不管是全部出于好意或略带讥刺，却都指出了汪孟邹与普通书贾不同的个性。

　　无论新旧学问，汪先生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造诣，但他真说得上好学不倦，尤其是“不耻下问”。书店里经常坐满了高等文化人，他向他们衷心求教；他生活上不断接触到一些“市井小人”，譬如徽州帮馆子里的厨师堂倌之类，也一样和他们谈得津津有味，有时竟虚心请益哩。汪先生还有一种难能可贵处，便是他非常认真地看待他的知识学问，把学到的东西吸收进血液去，在生活中实行出来。这和许多大有学问的人却把学问当作装饰，或当作欺世盗名的手段，真不可同年而语了。举个小例，他是完全没有学过科学的，但他的科学精神比一般留学外洋的科学专家不知要虔诚和严肃到多少倍。他眼见许多科学家相信扶乩，相信鬼神，相信风水，就深以为怪。他自己真是彻底破除了迷信的，对所有这些他都不信。为此他还做过一件怪事。大约在一九三六年，他把书店交给侄子和同事，自己退休还乡。可是他不能寂寞，要有所作为，乃将书店的部分余资，在皖南乡下办了一座公墓。他认为这一来可以破除风水迷信了。结果却敌不过乡下人古老的成见，没有人肯把亡故的家属送进公墓去，最后只好将墓地改成公园，他的前进在乡人中传为笑话。

　　汪孟邹一生不曾卷入过政治，但由于他强烈的正义感，他始终同情进步的政治思想。数十年来每一个处于被压迫状态中的革命党派，差不多都和他发生过关系。戊戌政变后他同情康梁，他在芜湖开设的科学图书社便是安徽省新思想新人物的大本营。五四前后他替新文学运动服了务。孙中山见逐于陈炯明，到上海刊行《建国杂志》，没有一家书店肯替他出版，结果是汪先生担任了下来。北伐革命时，亚东出版了大量的社会科学书籍。革命失败后，他和潜居上海的许多文化人合作，印出了不少左倾书籍。对于被迫害的革命文化人，他是尽其可能来帮助的，例如蒋光赤的病和死就是由汪先生一手料理。他和共产党人常有往来，陈延年和陈乔年不必说，瞿秋白跟老人也有极深交谊。秋白全集的原稿，一直在汪先生手里，到了解放后他才拿出来交给了人民政府。汪孟邹先生病逝于1953 年。他总算已经尽量好地利用他的一生了。

　　每次想起孟邹先生，我总记起德国诗人海涅为他的亡友摩西•摩塞所说的话：“他不仅在早年就已很有学问（这句话对汪先生不甚适切），而且也怀有对人类的热烈怜悯。不但此也，他还企图有所作为，来医治好人类的疾苦。他永远不倦地帮助别人，他不炫耀自己，而是把他受的学说静静地付之实行。世人听不到他辛勤的工作；他的姓名不为人知。可是，我们这一代的人所以不曾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卑鄙，就只因为它产生了这样的无名烈士。”

原载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中央文史研究馆主办《世纪》双月刊，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