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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尘往事:胡适与鲁迅兄弟的恩恩怨怨

  前尘往事:胡适与鲁迅兄弟的恩恩怨怨 2021年1月19日 上午10:49 胡适、鲁迅、周作人都是中国文化界的顶级人物,胡、鲁应属于最高级别的,周稍差了点儿。他们都值得尊重,都是大师。但生活在风雨飘摇、政治变幻无常的时代,像这些文化大师也免不了带有太多的政治色彩。但剥掉他们种种本性之外的迷幻外衣,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他们各自为人的本性与特点。 胡适、鲁迅、周作人的交往,始于1918年,他们同在北大,从相识到友好,并成为知己朋友。倡导新文化的过程中,他们很有共同语言,特别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新科学与民主。他们密切配合,互相呼应。有时胡适首先发难,鲁迅紧紧跟上,有时两人同时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对某一问题作深入的剖析。胡像个帅,鲁像个将,而周作人自嘲,他只是有时敲敲边鼓而已。三人关系应该是不错的。 胡适对周家兄弟是真心喜欢,他一生可能说得最多的赞扬的话就是对周家兄弟了。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以后,胡适便给予热烈的赞赏与高度的评价,称誉鲁迅是“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胡适在日记中还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鲁迅)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而启明(周作人)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胡适是最早认识鲁迅小说的价值的人之一。他对于鲁迅前期杂文也表示了极大的赞赏。如《随感录·四十一》关于“学学大海”、“摆脱冷气”、“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段寓意深刻的话,胡适说,看了这段文字,感动得“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另外,胡适曾经想做一部《中国小说史》,一直放在心里。几年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了,胡适对此不是心怀嫉妒,而是报以热情的夸奖,认为“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胡适对周家兄弟一往情深,1926年胡却遭到周家兄弟的一次莫名其妙的绝交。胡适与周家兄弟在办《新青年》时,有过意见分歧,但只是很小的摩擦,没什么结仇的事。1926年5月,鲁迅、周作人和陈源在《晨报》发生激烈笔战。当时徐志摩正主编该报副刊版,劝了几次无效后,停登双方文章。胡作为大家的朋友,出于好意给周家兄弟写了封劝说信,言词恳切,劝双方停打此无意义的笔仗。没想到,周家兄弟从此与胡绝交。鲁迅此后再也没有和胡适来往了。周作人则于1929年主动与胡和好。胡适为此在回周作人的信里对周家兄弟写了一段很有感情...

前尘往事:阻碍大清改革的神秘力量

  前尘往事:阻碍大清改革的神秘力量 2020年11月16日 上午9:21 文:屏营   古人最爱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过,今天看来,与其说是看破、放下后的洒脱,不如说是无法破局者的自我抚慰。因为,环境固然是成事的限制条件,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破局者的勇气、隐忍、谋略与智慧。 1840年,古老的中国被西方的贸易诉求,以及随之而来的舰船火炮撕了一个口子。自那时起,一切事物都被烙上了“现代”与“古代”的烙印,既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困局。 无论开创与因循、国家与地方、公义与私利、盲目爱国与争夺私利,所有事物都在“现代”与“古代”两种力量的拉扯之下——即使明知对的事情,想要成事,也难上加难——仅有勇气是不够的,还需要隐忍、坚持,更需要智慧。 比如,修一条铁路,在“铁公基”驱动经济的今天,可能只需要解决资金、土地、规划等技术性问题,但在当时,别说技术、文化、认知的“闯关”,就算辛辛苦苦建好——只要圣旨一下,在铁路上跑的照样只能是马车。 因此有人说:我们的文明原来是一艘孤独行进的航船,突然在1840年之后遇到了西方这样的现代文明,对未来的迷茫、对他者的排斥可想而知,而“让火车替代马车”的艰难,其实正是这种仓皇失措的生动写照。  ▍ 修条铁路有多难 1872年,同治十一年。大清的洋务运动已经如火如荼的进行了十个年头,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一系列新兴军工企业的订单供不应求、申报在上海创刊、京师同文馆已经陆续翻译出《万国公法》等一系列西学经典、第一批去美国留学的幼童也登上了轮船。 按理说作为工业化最核心的,起到血液循环作用的基础设施——铁路,在洋务大行其道的当时,应是水到渠成——当时无论洋商,还是洋务派官员都跃跃欲试。 但清政府的解决模式却是熟悉的“拆”字决:在这之前,清廷冒着不惜开罪洋人的后果,已经拆了两条了。 第一条被“拆”的铁路,由英国商人杜兰德出资在北京修造,这种风驰电掣的“铁家伙”,让京师的人劾为妖物,几乎酿成民变,清政府赶紧饬令军队拆毁了这条铁路。 同样一拆了之的,还有英国商人在开埠城市上海修造的一段铁路。这是由当时的怡和洋行,打着修一条“寻常马路”的幌子铺设的,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吴淞铁路。 清政府得知详情后非常恼火,上海道台称若强行修建铁路激起民变,他“将卧铁辙中听其轧死”,宁可让火车轧死,也要...

柏文蔚与陈独秀、李大钊的交往

  柏文蔚与陈独秀、李大钊的交往 阅读提示 ●● 1920年4月,柏文蔚把这处房子提供给陈独秀居住,至1922年10月陈搬出,虽仅有短短两年多时间,但这里成为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的起点。“南陈北李”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代表性人物,在后浪推前浪的中国民主革命浪潮中,柏文蔚与他们风云际会,并结下深厚友情,携手奋斗,谱写了一段难忘的篇章 柏文蔚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在辛亥革命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与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并在民主革命的进程中与他们携手前行。 修葺一新的上海市南昌路100弄2号(原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大门 (资料图片) 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 柏文蔚(1876—1947),字烈武,安徽寿县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中国民主革命初期的重要军事将领及政治活动家。 柏文蔚于1900年入安徽武备学堂,1905年入江苏新军,在南京任第九镇三十三标二营管带,秘密加入同盟会,从此成为一名坚定的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党人。辛亥革命爆发后,任第一军军长等军职,立下军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1月15日授柏为陆军左将军加大将军衔。随后,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分别于1912年9月24日、1916年10月8日两次授柏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918年,任靖国川鄂联军前敌总指挥。1922年,任建国军第二军军长。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军长。在民国政府内,1912年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在国民党内,曾多次当选中央执行委员等要职。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柏文蔚因持反蒋立场而被边缘化,逐渐退出权力核心圈,最后仅担任国府委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反对不抵抗主义;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呼吁团结抗日、反对分裂妥协;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主张和平民主。1947年4月26日,柏文蔚在上海病逝。 老渔阳里2号原是国民党元老柏文蔚的私宅,人称“柏公馆”。上海原《卢湾区志》中的一份表格显示,柏文蔚至少从1917年起便寓居在此。 1920年4月,柏文蔚把这处房子提供给陈独秀居住,至1922年10月陈搬出,虽仅有短短两年多时间,但这里成为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的起点。“南陈北李”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代表性人物,在后浪推前浪的中国民主革命浪潮中,柏文蔚与他们风云际会,并结下深厚友情...

早期领导人黄平复杂的一生1931年11月,他护送常委、军委书记(军事部长)的周恩来离开上海,经香港、汕头,再经粤东地区到瑞金

  中共早期领导人黄平复杂的一生 2014-09-15 21:47:14   字体大小:【 大   中   小 】       黄平,亦名黄有恒、黄国佐,祖籍广东中山,1901年8月生于湖北汉口。1908年2月,从家庭教师习《三字经》、《四书》、《五经》等,1911年2月,在汉口致祥里一所私塾学习语文、算术;1912年7月前往上海海宁路养志小学读书;1914年9月,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读中学,受英文教育较多。1917年9月,转至上海沪江大学附中学习。     1918年9月,黄平入北京《英文日报》担任英文校对,同时兼任交通部铁道技术委员会英文打字员,直至1920年春。其间,他还在北京《英文导报》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校对。     1920年秋,黄平转入北京俄国远东通讯社及其后的塔斯社任英文翻译兼编辑员。1923年12月,黄平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次年夏,他在莫斯科市内担任俄语翻译;不久,经赵世炎、陈延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10月,黄平回国,先到广州,与中共广东(两广)区委委员长周恩来联系,从事工人运动。10月底,黄平到香港,受赤色职工国际运输工人委员会委托,在香港建立国际海员俱乐部,吸收中、英、美等各国海员加入,开展改善海员生活待遇活动。当时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许多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黄平亦在其中。     1925年初,黄平任中共香港特别支部书记,并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驻香港特派员,以国民党员身份从事工人运动,在那里召开香港工会干部会议,团结工人开展反帝反军阀活动。     同年1月,他到上海列席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仍返香港开展工运工作。     5月,黄到广州出席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参与通过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等决议案。     6月,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发动香港大罢工,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上海“五卅”大屠杀,指定黄平、邓中夏(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杨殷(中共广东区委委员)、苏兆征(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杨匏安(中共广东区委监委委员)5...